“稳中求进”看消费

　　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新情况新变化，湖南经济实现“稳中求进”意义重大。从近几年湖南经济增长的情况看，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的拉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而从经济发展规律和湖南长期增长因素看，消费需求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和归宿，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且湖南的发展空间和潜力较大。因此，湖南要实现“稳中求进”，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经济结构、建设“两型社会”，最可靠的途径就是增加消费。

　　一、湖南消费存在5个“偏低”、1个“偏高”的特征

　　2011年，湖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635.19亿元，比上年增长12.8%。其中，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9.0%，拉动经济增长5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是与2000年相比，贡献率和对经济增长拉动分别下降29.7、1.2个百分点，呈不断减弱之势。

　　与GDP增长率相比，湖南最终消费增长率自1991年以来一直低于GDP增长率，消费不足、发展不快仍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其主要表现为5个“偏低”和1个“偏高”。

　　(一)最终消费率偏低，投资、消费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机制尚未形成。1978年，湖南最终消费率为68.6%，80年代平均为72.6%，90年代平均为70.4%，到2000年为69.6%。此后，湖南最终消费率连年降低，2006年降至60%以下，为59.9%，2010年降至50%以下，为47.4%，比2000年大幅降低22.2个百分点，呈现出明显的逐年降低趋势。与世界各国比较，湖南最终消费率明显偏低，2002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9.1%，其中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为80.2%，中等收入国家为72.6%，高收入国家为80.3%。湖南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比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都低近30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过低，必然使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很大部分来自投资。长期以来，湖南投资增长明显快于GDP的增长，2000年湖南投资率为29.5%，之后连年快速提高，2006年超过40%，2009年超过50%、超过最终消费率，2010年达到54.7%，比最终消费率高7.3个百分点，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状况进一步扩大，协调增长、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机制还未形成。

　　(二)居民消费率偏低，居民即期消费意愿和消费行为受到压抑。一是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1978年湖南居民消费率为63.9%，1981—1990年为64.6%，1991—2000年平均降为56.3%，到2010年降至36.1%，2010年比1978年下降27.8个百分点，特别是2001年以来下降了16.9个百分点。二是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1997—2010年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从80.3%下降到76.1%，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则从19.7%上升到23.9%。而世界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比重在80%以上。三是居民消费倾向较弱。上世纪90年代以后，湖南居民消费年均增长速度比GDP低 2个百分点，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徘徊在0.7左右，并呈现下降的趋势。

　　(三)农村消费水平偏低，城乡之间消费能力、消费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拉大。1978年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27：1，近十几年来差距迅速扩大，2011年扩大至2.87:1，二者差距逐年扩大。二是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拉大。1978年，湖南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289.56元、140.07元，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是2.07:1；2011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13403元、5179元，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进一步扩大至2.59:1。

　　(四)中产阶层人群比重偏低，尚未形成成熟的大众消费和有强劲购买力的可持续消费能力。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消费者群体，是产生可持续消费需求的基础，近年来湖南中产阶层不断发展扩大，但总体上看，湖南在这方面的差距也很大。一方面，中产阶层家庭占家庭总数的比重低。2010年全国仅25%左右的家庭步入中产阶层，而从湖南居民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实际看，湖南的中产阶层占比还低于这一水平。另一方面，中产阶层的消费率近年来也出现大幅度下降。城市中等收入阶层，户均全部财产只相当于一套经济适用房的价值，也就是说，购买一套经济适用房，将耗尽大多数中等收入家庭的全部财富。而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是形成成熟大众消费社会的基础，是具有强劲购买力的主体。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占社会家庭总数的比重都在70%以上，除了房产之外，可增值的财富、可永久性保存的财富拥有量很大，加上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撑，这个群体是市场消费的主体，是产生可持续消费需求的最主要来源。

　　(五)信用消费水平偏低，湖南即期消费需求的主体实质上是有购买能力的现金消费能力。消费信贷在我国是从90年代后期发展的，湖南起步更晚、更慢、规模更小。2011年末湖南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3462.50亿元，其中，个人短期、长期消费贷款分别为111.93亿元、1705.82亿元，两者合计仅占13.5%，这意味着，湖南信用消费的比重明显偏低，扣除住房消费贷款等中长期消费贷款，用于即期其他消费的信贷消费将更低。

　　(六)居民储蓄率偏高，居民支出构成中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失调，即期消费需求受到“挤压”。1978—2011年，湖南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3.99亿元增加到10623.38亿元，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从2.7%上升到54.1%，提高了51.4个百分点。而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居民储蓄高速增长为湖南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资金，但湖南储蓄率过高，也意味着居民支出构成中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失调，即期消费与未来消费比例失调，说明消费者有限收入用于储蓄，以支付未来消费的部分过多，导致即期消费需求受到抑制。

　　二、五方面的因素制约湖南消费发展

　　湖南消费中存在的5个“偏低”和1个“偏高”，有历史和政策形成的原因，也有消费习惯的原因，除了投资与消费失衡、即期消费能力与远期消费能力失衡外，主要原因还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加大了居民未来的消费支出预期。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等方面公共服务不到位，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导致居民风险防范型储蓄动机不断增强，城乡居民用于教育、医疗和住房的额外支出，对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如果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到位，湖南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即可提高。

　　（二）收入水平偏低、中产阶层少，导致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不足。从人均收入水平看，湖南目前仍是个中低收入的地区， 2010年人均GDP才突破3000美元，相比其他省市实现3000美元的时间偏晚，人均GDP水平仅居全国第20位，还不及全国平均水平。改革开放以来，除1981—1983年3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和1986、1990、2001、2002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速外，其他年份均慢于经济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分别比生产总值年均增速慢3.3、3.4个百分点。从国民收入分配看，2010年，全省劳动者报酬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0.1%，比1993年下降近7个百分点，而美国在2004年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3%，湖南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所占比例明显偏低。

　　（三）城乡二元结构是导致农村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城市和农村采取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人口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投资政策和力度等差距相当大，导致农村消费环境和消费能力与城市差距越来越大，城乡之间的消费断层明显，对消费需求的扩张形成较强的阻力。

　　（四）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严重滞后，是信用消费水平低和消费环境差的根本原因。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契约产生预期效果的基础是信用，当前市场经济秩序混乱，信用消费水平过低，都与尚未建立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有直接的关系。由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滞后，信用缺失严重，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特别是与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紧密相关的食品、药品等安全隐患尚未解决。再加之相关制度的缺失，使得违法生产经营者付出的失信成本过低，失信者得不到严惩，风险成本小而获利巨大；守信者得不到鼓励，依法经营反而无利可图。消费环境受到严重影响，人们消费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下降。另外，信贷消费水平低的根本原因也是信用风险。

　　（五）各阶层之间收入水平差距过大，分配体系总体结构失衡。2010年，湖南基尼系数达0.414，已连续3年超过了0.4的国际公认的收入差距“警戒线”，表明湖南经济社会已处于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较大的态势。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距达到12277元，比2005年的6406元，扩大了5871元。从各地区看，2010年，人均GDP水平最高的长沙市已达9818美元，而最低的邵阳市仅1546美元，两者之间相差6倍多。从各行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来看，2010年最高收入的前三个行业分别为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为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差距达3倍多。

　　三、切实增强消费对湖南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必须继续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从湖南经济发展的实际看，资源禀赋不足，资源利用率不高，资源环境压力持续扩大，发展难以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建设“两型社会”十分紧迫，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扩大消费需求。

　　（一）进一步优化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使投资、消费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既关系到湖南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工业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也关系到城乡居民能否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表明，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为主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会上升，进而形成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提高，并引起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现阶段湖南工业化处于中后期阶段，第三产业加速发展，消费率有提升的较大空间，要努力刺激消费需求，同时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推进，需要保持投资合理稳定增长，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投资率，优化投资资源的配置，保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增强投资对结构调整、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消费的带动能力。

　　（二）进一步优化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优化政府消费结构。为满足湖南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公共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政府消费支出有必要随GDP增长而相应增加，但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与居民消费率相比不宜上升过快，以免挤占居民消费。应加强政府在宏观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加大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的力度，努力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的稳定增长，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同时将政府消费的主要方向从基础设施支出转向对教育、医疗与福利服务的支出，加大对基本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充实社会保障资金、教育资金和医疗资金，加快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建立健全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三）进一步优化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加快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一是扶优扶强，下决心培育一批大型流通集团。要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鼓励和支持大型流通企业通过参股、控股、兼并、收购、托管等方式，优势互补，做大做强。争取在“十二五”期间，积极发展１-2个年销售额过百亿元，３-5个年销售额过50亿元的零售企业，以此形成发展支撑。二是加快推进以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和电子商务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流通组织形式。力争在“十二五”期间，确立连锁经营在湖南省商品零售业中的主导地位；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加快发展电子商务，尽快设立专项资金，扶持省内大型商贸企业进军电子商务。三是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启动农村消费。规范发展农产品批发和零售市场，以县城和中心集镇为重点，支持大型连锁企业将触角延伸到农村，发展适合新时期农村特点的连锁超市、便利店等新型流通业态，并要规划建设以农村集镇为依托的区域性购物中心，努力挖掘农村消费潜能。四是加强商业诚信体系建设，加强商品质量监管，打击商业欺诈，完善企业信用分类管理制度，尤其是要高度重视食品、药品安全，为广大消费者营造放心消费的良好环境。

　　（四）进一步优化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的关系，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优化居民消费支出的内部结构、大力提升服务性消费水平是实现消费可持续增长的必然过程。加快服务业产业的提升和改造，积极拓宽新型服务领域，不断培育服务业新的增长点和居民消费热点。湖南要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旅游、社区服务等居民需求潜力大的产业，实现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

承办：贸外处
执笔：彭沧海
核稿：李跃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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