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视角下湖南低碳经济测度研究

　　绿色发展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障资源供给安全及引领新一轮全球经济发展潮流的基本途径与战略选择，以其“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高效益”的优势已成为全球各国或地区政府的共识。它是将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全新发展理念。低碳发展同样要求我们走以“三低”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之路，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念的更新。从某种意义上理解，低碳发展是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两者不谋而合。湖南作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试点示范区，更是传统的高碳省份，发展低碳经济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是顺应全球发展趋势，响应国家战略，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必然选择。绿色发展视角下湖南低碳经济测度研究课题意义重大。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绿色发展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障资源供给安全及引领新一轮全球经济发展潮流的基本途径与战略选择，以其“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高效益”的优势已成为全球各国或地区政府的共识。它是将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全新发展理念。低碳发展同样要求我们走以“三低”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之路，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念的更新。从某种意义上理解，低碳发展是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两者不谋而合。 

　　但20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导致化石燃料消耗急剧增加、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全球气候问题日益严峻。为应对气候变暖这一全球性问题，许多国际组织、国家及地区都在积极寻求碳减排的途径与方法。从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二十一世纪议程》框架下的三大环境公约之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12月11日，在日本东京通过的、为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重要法律文件《京都议定书》，开始系统地谈论“低碳经济”、到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是低碳经济一词最早出现在政府文件，文件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创造实现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并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有望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正式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2009年前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新的安排举行谈判，制订了世人关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岛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至40%。2008年7月，G8（法国、美国、英国、西德、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和俄罗斯）峰会上八国表示将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其他签约方一道共同达成到2050年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0%的长期目标。 

　　在国内，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明确提出要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尝试有助于发展低碳经济的各种途径，促进缓解能源资源压力，改善生态环境，并取得了积极成效。从2006年底，科技部、中国气象局、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我国第一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开始至今，我国为应对全球气候转暖、缓解能源紧张问题，积极主张发展“低碳经济”。2007年，中国正式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当年7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天内先后主持召开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和国务院会议，研究部署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组织落实节能减排工作。特别是2007年9月8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郑重提出了四项建议，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2009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承诺，“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一是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2010年3月，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成为两会的主题，全国政协“一号提案”内容就是谈低碳环保。党的十八大更是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并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之一。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APEC峰会上，中美签订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美两国元首“第一次”宣布了两国各自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在2015年11月举行的巴黎国际气候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做出了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的减排承诺^[1]。 

　　湖南重化工业占比高，能源生产及消费以煤为主，结构比较单一，经济发展高碳特征突出。同时，湖南正处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阶段，这给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主动适应这一新常态，谋求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湖南正全力推进“四化两型”（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战略，以期引领全省科学发展。2015年，湖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以水更清、山更绿、气更净为目标，坚持不懈打好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持久战。从发达国家经验看，高碳发展在工业化与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难以避免，湖南当前正面临高耗能产业加快发展及高碳生活消费方式带来的挑战，在这样的历史关口，湖南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促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统一，而发展低碳经济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可见，发展低碳经济与湖南实施的“四化两型”战略不谋而合，尤其是与“两型社会”建设的内涵及要求高度契合，加快发展低碳经济成为湖南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正是在国际国内关于绿色发展和低碳经济热议的大背景下，学者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不止停留在理论研究和概念阐述上，更希望通过精准的演算过程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依据，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量化成了必然趋势，本课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动力驱使下，探讨湖南低碳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  

　　（二）研究意义 

　　从研究本身分析，本课题以湖南低碳经济发展现状分析为基础，通过建立低碳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体系，探寻影响低碳发展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客观认识湖南低碳经济发展质量水平，根据最优化模型测度结果，探讨湖南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建议，其理论意义在于：一是课题采用因子分子法将低碳经济的影响因素分类，并为后面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二是尝试采用相对化测度方法对低碳经济运行质量进行测度，将随机森林、变异系数等赋权方法引入低碳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体系，充分尊重数据本身的运行规律，有效规避传统方法存在的主观性、随意性等弊端，评价方法及结果更为准确、科学；三是基于低碳经济发展质量主要影响因素综合评价模型，构建低碳经济发展质量简易模型和低碳发展指数，为低碳发展质量评价实践提供.一种操作性强的简易方法；四是构建最优化模型，测度、分析湖南低碳经济发展现状、发展机遇与条件、面临困难与挑战，全面认识湖南发展低碳经济的客观条件及环境，为湖南完善低碳经济政策体系、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综合运用市场手段、推进全民节能等提供建议与指导。 

　　（三）研究思路及创新 

　　1.研究思路 

　　本课题在综述前人相关研究基础上，结合经济发展实际，科学界定绿色发展视角下低碳经济相关理论及其含义；根据湖南低碳经济发展实际，构建绿色发展视角下湖南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分析湖南低碳经济主要影响因素；选择随机森林、变异系数等相关理论给低碳经济主要影响因素赋权并分析；依据低碳经济主要影响因素指标数据间的内在规律，创新性提出低碳指数测度方法；构建最优化模型，测度分析湖南低碳经济发展情况，探索现阶段湖南低碳经济发展优势与不足；根据测度研究过程及结果提出相应政策性建议。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 

　　图1 绿色发展视角下湖南低碳经济测度研究流程图 

　　2.研究创新点 

　　一是将随机森林、变异系数等数据分析方法引入低碳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注重从数据规律本身出发考查研究对象的本质，并将基于多种评价分析方法的结果进行参照对比，确保评价结果科学准确； 

　　二是基于因子分析的思路，从影响低碳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因素出发，提出简易评价模型，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意义； 

　　三是创新地提出低碳发展指数，对经济发展过程中超标碳排放予以量化，测算低碳经济总量，并应用于修正地区生产总值； 

　　四是创新性将最优化模型分析方法运用于绿色发展视角下湖南低碳经济测度的实际，为探索当前湖南低碳经济发展潜力与挑战进行了一种探索性尝试。 

　　二、研究综述 

　　国内外有关绿色发展和低碳经济的研究成果较多，绿色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发展理论研究、发展战略研究和发展测度研究等方面；低碳经济研究成果更丰富：低碳经济内涵、低碳经济实现途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低碳城市的发展模式研究等方面。 

　　（一）绿色发展研究综述 

　　1.绿色发展理论研究 

　　“绿色经济”最早是由David Pearce在《绿色经济蓝图》一书中提及，他认为环境和经济必然相互作用，可持续发展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Hallegatte et al(2011)根据从“增长”到“绿色增长”的分析框架，厘清绿色增长相关概念，提出绿色增长的基础。Dinda(2013)提出包容性绿色增长理论模型，认为气候变化会威胁自然资源，建议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3]。 

　　胡鞍钢（2008）认为绿色发展是强调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统一与协调，即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4]。刘思华(2011)将绿色经济和绿色发展囊括进科学发展观理论，称之为“绿色经济发展观”，指出绿色发展观主要包括绿色和谐发展论、国策战略绿色论、绿色文明发展道路论和国际绿色合作论四方面内容^[5]。成思危（2012）认为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都属于绿色经济的范畴^[6]。王玉庆(2013)阐述了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三者的关系，认为绿色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绿色发展可视为发展绿色经济的简称，绿色发展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发展要绿色化，二是绿色要创造发展。“发展绿色化”即在经济发展中实现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绿色创造发展”是指一切用于改善环境、治理污染和节约资源的投资，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改善民生的社会目标^[7]。蒋南平，向仁康(2013)认为绿色发展的实质及内涵应定义在“资源能源合理利用，经济社会适度发展，损害补偿互相平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的基础上^[8]。胡鞍钢，周绍杰(2014)认为绿色发展观是第二代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9]。 

　　2.绿色发展战略研究 

　　兰竹虹（2008）从八方面提出我国实施绿色发展的战略思想^[10]。周宏春（2010）在分析我国发展绿色经济重点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绿色经济的发展路线图，提倡走具备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11]。侯元兆，杜士才(2012)认为在绿色发展背景下，森林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必须大力投资发展自然资本，并提出构建与绿色发展相适应的林业发展机构、投资机制、政策体系和科研教育体系等建议^[12]。刘纪远等人（2013）通过借鉴绿色发展的国际经验，结合中国西部发展的实际情况，以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四大资本为核心，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以期服务于落实西部绿色发展战略^[13]。傅志寰等人（2015）面对工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提出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等工业绿色发展战略重点^[14]。 

　　3.绿色发展测度研究 

　　目前，测度绿色发展水平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指数法和效率法。 

　　（1）指数法 

　　即构造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计算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对绿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Endriana et al(2015)开发印尼能源社会核算矩阵，计算产出乘数（OMI）、排放乘数（EMI），以及泰尔（Theil）指数，以确定绿色经济优先部门^[15]；Law et al(2016)界定旅游业视角的绿色经济，构建旅游业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绿色经济模型，实证研究印尼-巴厘岛旅游业的绿色发展^[16]。 

　　李晓西等（2010）从经济增长绿花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三个维度，编制中国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分析我国31个省市绿色发展水平^[17]。向书坚，郑瑞坤（2013）基于生产、消费与生态三方面，共遴选了77个具体测评指标，且均采用速度指标形式，构建了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指数。同时运用“十一五”时期的数据对指数进行验证，结果表明: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目前的绿色经济发展不具有典型绿色经济的性质^[18]。 

　　（2）效率法 

　　它是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等测度投入产出效率，强调刻画绿色发展的核心特征：以更少的资源投入实现更高的经济产出，同时减少环境污染。如陈诗一(2010)基于方向距离函数对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进行重新估算，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并预言中国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即将来临^[19]。黄建欢，吕海龙等人（2014）在分析金融发展如何影响绿色发展的机理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省域面板数据，实证研究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绿色发展各机理的相对重要性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得出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重点在于加强资金使用监督等结论^[20]。 

　　（二）低碳经济研究综述 

　　1.低碳经济内涵研究 

　　尽管低碳经济已成为具有广泛社会性的经济前沿理论，发展低碳经济也成为各国普遍共识，但至今学术界对“低碳经济”概念的界定并未达成统一意见，众多学者对低碳经济的内涵理解存在差异。 

　　庄贵阳（2005，2007，2009）认为，低碳经济是指人文发展水平（指在经济能力、健康、教育、生态保护、社会公平等人文尺度（Humandimensions）上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和碳生产力（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同时达到一定水平下的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Globalsharedvision），实质是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且对于我国的含义不是要减少煤炭等化石燃料的使用（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做这样的要求），而是要全力提高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使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逐步降低，这样有利于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21] [22][23]}。 

　　张坤民等（2008）把低碳经济定义为以低耗能、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付允等（2008）、何建坤（2009）则在对前人观点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学的角度强调投入产出效率，强调“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以低碳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清洁发展与可持续发展^{[24] [25]}。冯之浚等（2009）、牛文元（2009）、贺庆棠（2009）等认为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其低碳经济的实质在于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26] [27] [28]}。李胜，陈晓春（2009）认为低碳经济的核心内涵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通过政策创新及制度设计，提高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建立低碳的能源系统和产业结构，它包括生产的低碳化、流通的低碳化、分配的低碳化和消费的低碳化四个体系^[29]。 

　　2009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途径研究》，将低碳经济概括为：“一个新的经济、技术和社会体系，与传统经济体系相比，在生产和消费中能够节省资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还能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势头”。 

　　付加锋，庄贵阳等人（2010）^[30]认为低碳经济是指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具有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环境友好的突出特点，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全球共同愿景。低碳经济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消费模式和技术水平等驱动因素密切相关，并且通过低碳化(decarbonization)进程得以实现。这一概念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对于人文发展施加了碳排放的约束，另一方面强调碳排放约束不能损害人文发展目标，其解决途径便是通过技术进步和节能等手段提高碳生产力。 

　　周艳，王子龙(2011)认为“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新能源开发等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的提高和清洁能源的结构优化，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32]。范建华（2010）认为理解低碳经济的深刻内涵需要从节能减排、低碳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从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低碳经济发展的主体、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容、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等五个方面来考虑^[33]。 

　　2.低碳经济实现途径研究 

　　低碳经济的实现途径研究，即研究如何发展低碳经济问题。毋庸置疑，各国基本国情不同，其实现低碳经济的途径也存在差异。2003年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的题为《英国政府未来的能源—创建一个低碳经济体》的白皮书中提到：英国将着力于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新的商机和就业机会，从根本上把英国变为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2007年美国参议院提出《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有望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奥巴马出任总统后，提出新能源政策，实施“总量控制和碳排放交易”计划，设立国家建筑物节能目标，预计到 2030年，所有新建房屋都实现“碳中和”或“零碳排放”。 

　　相比较而言，国内关于低碳经济的实现途径研究起步较晚，付允，马永欢(2008)结合对国内外低碳经济理论和实践综述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和发展方法，即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并从节能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设立碳基金和设立碳基金等方面对我国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提出政策建议^[34]。杨淑霞，汤明润(2010)在界定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内涵的基础上，对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进行分类研究，并提出在选择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应综合考虑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基础、能源结构、资源特点、产业状况、发展方式、地理位置等因素^[35]。陈柳钦(2010)提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要加快构建和形成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框架、社会行动体系和规划体系；构建“低碳经济试点区”，探寻发展低碳经济的具体途径；加强金融对低碳经济的支持，积极发展碳金融市场；要积极鼓励技术创新，鼓励低碳友好型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与应用；建立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制保障机制，形成具有法效的低碳体制；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等^[36]。周艳，王子龙（2011）在分析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缺陷的基础上，设计出我国低碳经济的3种发展模式，即“政府—企业—市场”、“能源—环保—经济”、“社会—经济—生态”三位一体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并提出应加大鼓励性制度建设、强化基础性制度建设、设立碳产品税制、发展碳金融市场等制度安排^[32]。 

　　3.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研究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关于低碳经济的测度和评价还未形成系统的评价理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还存在诸多问题。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在测度方法选择上主要有评价指标体系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 

　　评价指标体系法，即通过构建衡量低碳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综合指数法等方法，综合评价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该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评价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中。付加锋，庄贵阳等人（2010）在界定低碳经济概念的基础上，从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低碳政策、低碳环境五个维度，共选取14个指标构建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为定量评估低碳经济提供理论参考^[37]。余丽生，冯建（2011）等人从资源能源消耗、污染减排与经济社会发展三方面构建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对浙江省2003—2008年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但能源消耗指数呈现一定的不稳定性，因此在未来低碳经济的发展中，应注意控制能源消耗的总量和结构的改善^[38]。唐笑飞等人运用层次分析法和k均值聚类方法，从社会经济资源、能源消费、碳排放、碳吸收能力、低碳产业的发展四个维度，构建了一套针对中国省域尺度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和指数，对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 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现状进行了评价，并对其进行类型划分，得出了4种类型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包括低碳区、相对低碳区、相对高碳区和高碳区^[39]。杨浩昌、李廉水（2014）等人从低碳产出、低碳消耗和低碳资源三个方面构建了包含6 个子指标的中国制造业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基于熵权的灰色关联投影法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制造业总体，以及制造业分行业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的发展趋势，而且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机械电子制造业和部分轻纺制造业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资源加工工业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40]。 

　　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该方法是运筹学家查恩斯（Charness）和库伯（Cooper）等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其核心思想是评价“多投入多产出”模式下决策单元间（DMU）的相对有效性，该方法已广泛地运用在各领域的效率测度中。近年来数据包络分析法也运用在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中。如张晶，王丽萍（2010）以工业能源利用效率为评价指标，用超效率DEA方法对徐州市进行了实证研究。从结果看，徐州市 1998-2008 年工业能源利用效率逐步提高，正处于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期，但转型速度相对缓慢^[41]。周泽炯，胡建辉（2013）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对中原经济区15个地市2008-2011年低碳经济的发展绩效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中原经济区低碳发展成果不理想，同时低碳技术落后和经济发展规模瓶颈是制约中原经济区低碳生态化发展的主要因素^[42]。黄杰，贾登勋(2015)利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DEA模型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00-2012年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和Kernel密度函数估计方法对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程度以及演进趋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空间非均衡，且非均衡程度呈扩大之势，已经出现了两极化现象^[43]。  

　　4.低碳城市的发展模式研究综述 

　　针对低碳城市发展模式研究，国外学者探索了城市主要碳排放的来源、称城市生活与能源消费结构的关系。Bryn Sadownik(2002)、Ho Chin Siong(2007)立足本国现实条件，从城市碳排放量的构成角度，分析出制约城市低碳发展的四个关键因素：建筑、交通、产业、消费的碳排放趋势，并运用情景分析法预测未来发展的可能模式^[44][45]。Edward(2008)系统地研究了城市的碳排放量计算模型及其应用分析，从碳排放的经济学角度对美国10个典型大城市中心与郊区单位家庭采暖、交通、空调及生活能耗进行了实证研究^[46]。 

　　相比较而言，中国低碳城市建设在理论体系建设、规划建设时间方面等方面目前处于在探索前行的阶段。仇保兴(2009)从城市发展历史和当前的资源环境形势角度，提出以低碳生态城作为我国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目标具有必然性，并且我国发展低碳生态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悠久的农耕文明历史、众多的城市发展形态等方面具备优势^[47]。刘文玲、王灿(2009)结合低碳城市发展实践与发展模式，总结出四种发展模式，即：综合性“低碳社会”目标型、低碳产业拉动型、“低碳支撑产业”型、示范型“以点带面”型，并指出低碳产业、低碳示范区、低碳理念的重要性^[48]。佟新华，孙猛(2010)认为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总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将持续上升。改善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消费结构、进行技术创新和政策创新、促进低碳行业的不断发展将是我国低碳城市化发展的必由之路^[49]。庄贵阳，周枕戈(2016)根据城市市情，结果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通过规划技术和解决方案，对城市发展转型制定低碳发展路线图，即对低碳战略目标、发展规划、重点部门（行业）行动方案进行全景式描述^[50]。 

　　绿色发展的根本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低碳经济成为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要求我们不仅要具备低碳发展理念、选择低碳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能够较为准确地测度低碳经济质量，找出发展差距，但现在基于低碳经济的研究，更多的在阐述低碳经济的概念、发展历程以及碳排放的途径等，对低碳经济的测度也仅限于构建综合评级指标体系或者采用相对效率研究方法宏观评级低碳经济发展现状，低碳经济的量化分析，在国内公开文献中不多，本研究将因子分析得到因子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大胆地构建低碳发展指数，并运用变异系数和随机森林两种方法赋权，选择理论上更有说服力的权重指数，将其运用于最优化模型，据此找出低碳经济发展中发展现状与理想最佳状态之间的差距，以此提出绿色发展视角下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这是本课题的创新之处。 

　　三、湖南低碳经济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一）低碳经济理论界定 

　　综合前人相关研究成果，我们认为“低碳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选择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消费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观念创新发展观的改变。它是一种经济发展中的碳排放量、生态环境代价及社会经济成本最低、能够改善地球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可持续性很强的经济形态。绿色发展视角下的低碳经济应包含低碳经济发展、低碳社会发展、低碳环境系统和低碳技术系统等四个方面。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低碳经济发展的内涵与外延要求，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结合湖南省情，考虑数据可获得性限制，本研究拟订的湖南低碳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下表1。指标体系共包括低碳经济发展、低碳社会发展、低碳环境系统和低碳技术系统等四个一级指标，四个一级指标下共设17个二级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湖南低碳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四、低碳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一）测度方法选择 

　　一般地，在运用一个综合指标体系对某一指标进行度量时，大多数做法是利用原始指标数据，通过多种分析方法对指标进行有效性筛选，然后对优化后的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进行权数确定，进而求出相应的度量值。然而，这种分析方法存在明显不足：一是指标体系构建主观性比较强。通常情况下构建的指标体系，并不是建立在从数据本身规律出发的基础上，这无疑会使得指标筛选过程主观性比较强；二是赋权过程主观性比较大。赋权过程因指标多、涵盖广，赋权过程大多倾向于选择德尔菲法、专家评判法等主观性比较强的方法；三是分析方法可操作性不强。在实际中，往往我们仅仅需要对部分地区或者部分年份数据进行分析，而传统的分析方法由于指标体系庞大，权数的确定和分析结果的推导都需要大量数据，这无疑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工作量。四是测度结果是否与实际相符难于检验。一方面由于测度过程中，主观性比较强，由此测算出来的度量值是否能够反映实际情况，需要一定的方法对测度结果进行检验，而运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结果，并没有直接的检验办法；另一方面是测度过程采取的绝对化度量办法，度量结果科学性有待商榷。经济运行过程错综复杂，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经济运行情况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绝对化的测度方法在指标体系构建，数据的处理，结果的科学性等方面受到质疑，容易导致各持己见的局面。 

　　为克服传统测度方法的不足，本研究尝试运用因子分析探寻低碳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并进行归纳总结；其次，利用改进后的赋权法（主要是指通过变异系数和随机过程回归结果相比较，随机过程在赋予权重的过程中更具有优势）对各影响因素进行赋权，并据此测度低碳经济发展质量的相对值；最后，从主要影响因素出发，运用随机森林赋权法，推导出具有一定适用性的一般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湖南低碳经济测度分析流程图 

　　（二）指标处理与数据选取 

　　1.测度指标不可公度性处理 

　　在低碳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中，由于各基础指标之间具有不可公度性[1]，从而无法对其直接进行计算，需要进行一定的变换与处理。其一，低碳经济发展质量的各基础指标属性并不一致。指标属性可以分为正指标、逆指标和适度指标三种，其中正指标是指标值与测度值正相关，指标值越高表明低碳经济发展质量越好；逆指标是指指标值越高反映低碳经济发展质量越不理想。在低碳经济发展质量指数中，由于不同测度指标的属性不同，如果对不同性质指标直接加总就不能正确反映不同作用力的综合结果，须先考虑改变逆指标数据性质，使所有指标对低碳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力趋同化，再加总才能得出正确结果。因此，我们对单位GDP能耗等逆向指标进行反向处理，以便于软件能更好地从数据出发探寻它们间的内在规律。其二，低碳经济发展质量的各项基础指标分别具有不同的量纲和量级，无法直接综合计算，而且如果直接采用原始测度指标，会造成主成分过分偏重于具有较大方差或数量级的指标，因此需要对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课题我们选择极值化方法对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2.数据选取 

　　本课题选取2015年全国各省（市）数据进行分析，数据主要取自《2016中国统计年鉴》《2015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5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湖南第三次经济普查等数据资料。 

　　（三）基于因子分析法的低碳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1.影响因子的选择 

　　本课题选取2015年全国各省（市、区）相关指标数据，利用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得方差贡献度，如表2所示。从方差贡献度看，采用特征根大于1方法自动选出4个公因子（、、、），合计的方差解释度达到73.7%，表明选择4个公因子的情况下，能够较好的解释指标体系中包含的相关信息。进一步得出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从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中可以看出，各个因子的经济意义十分明了。公因子的主要影响指标为人均消费支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财政收入、城市化率、人均GDP、三产业占比、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家用汽车拥有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等反映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可将公因子视为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公因子的主要影响指标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电力消费量亿千瓦时、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是污染治理能力因子。公因子的主要影响指标为烟粉尘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氮氧化物排放量，是排放水平因子。公因子的主要影响指标为森林覆盖率，是环境承载水平因子。 

　　表2  各公因子方差贡献度表 

　　2.权数的确定 

　　一般地，利用因子分析进行模型构建的赋权方法就是利用方差贡献率进行赋权。但这种方法有一个不足，主要是其仅仅解释了公因子对总体的方差贡献，而忽略了未解释部分对总体的影响，如所筛选的公因子对总体的解释程度为80%，则有20%无法利用模型进行解释。常规分析力求得到一个科学、完美的估计值，如对低碳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往往更加注重得出一个具体的具有一定绝对性的值。而实际生活中，一个需要进行界定然后再进行测度的综合指标，其影响因素涉及到低碳经济运行过程中诸多方面，确定性地度量方法难以实现，即使有这样的研究，其结果的科学性仍然会受到诸多方面的质疑。但如果几个主体之间进行比较，无法解释的部分则不影响比较结果，因为这一部分因素同时存在于所有比较的主题当中，并不影响主体之间的排名。其具体思路如下：   

　　第一步，确定低碳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公因子对总体解释程度达到73.7%，认为所选公因子对低碳经济发展质量的解释程度比较理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 

　　第二步，赋权测算。因赋权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出一个确定性的测度低碳经济发展质量的模型，而是为了便于区分开地区间各影响因素的差异情况，从而能够更加有利于地区间低碳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比较。基于此，本课题拟用变异系数赋权法对各影响因素权数赋权。首先，用极差变换[2]对各因子得分进行标准化，然后利用变异系数赋权法给各因子赋权，如表3所示。利用变异系数进行赋权，不同于常规的方差贡献率赋权，其原理是给予波动剧烈的指标序列以较大的权数，给予波动平缓的指标序列以较小的权数。从相对比较的角度分析，利用截面数据测度不同地区低碳经济发展质量，以比较各地区间的优劣性，那么变异系数赋权法无疑将能够使地区间差距更加明显，从而有利于地区间低碳经济发展质量的相对比较。 

　　表3  低碳经济发展质量影响因子权数表 

　　3.测度结果 

　　利用各因子权重，测算2015年全国30个省（市、区）（除西藏外）低碳经济发展质量并排名，其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2015年各地区低碳经济发展质量排名表 

　　测度结果表明，2015年各省（市、区）低碳经济发展质量排名前3位的分别是上海、山东、北京，说明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这些地区更加注重低碳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中部六省的低碳经济发展质量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山西11位、安徽15位、江西21位、河南10位、湖北17位、湖南20位。 

　　五、低碳经济简易模型分析 

　　（一）简易模型思想的提出 

　　以上基于因子分析的低碳经济发展质量测度方法，考虑了多种因素对低碳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能够比较全面、完整地比较各地区间低碳经济发展质量优劣。然而，由于该方法建立在归总各指标影响力公因子的前提下，其对数据的需求量比较大，而实际评价中往往只需要对个别或者几个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就能够满足需要，仍采用这种方法进行低碳经济发展质量的度量，无疑会增添不必要的工作量，从而导致其不具备普遍的适用性。为此，本部分拟从低碳经济发展质量各影响因子出发，探寻出一种具有一定普遍性、可操作性强，具有一定实际应用价值的一般模型。考虑到因子分析的原理，就是将具有共同特性的指标进行归一，从而达到减元的目的。因此，可尝试从各公因子中筛选出一个或几个主要指标作为公因子的替代，并根据筛选指标的重要性进行赋权，则可以据此得出一般化简易模型。基于此，根据各变量因子载荷系数选取各公因子替代指标如表5所示。 

　　表5  低碳经济发展质量评价简易评价指标体系 

　　（二）随机森林赋权效果分析 

　　简易模型权数的确定直接关系到简易模型结果的正确性，直接关系到简易模型能够运用于低碳经济发展质量测度的实际。因此，本研究拟选择直接赋权和随机森林赋权法分别赋权，通过比较两种方法的优劣，确定简易模型的最终权数。（1）直接赋权法。直接赋权法也就是直接利用综合模型中各影响因子的权数来构建简易模型。其赋权原理主要是，综合模型中同类数据间，各变量具有共同的波动特征，因此在构建模型时可直接利用综合模型权数。（2）随机森林赋权法。随机森林赋权就是利用低碳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模型结果和各地区简易模型相关指标，进行随机森林回归，根据各自变量相对于因变量的重要性程度进行赋权。利用随机森林进行赋权的原因主要是，尽管综合模型中各影响因素对总体的重要性程度已经给出，直接赋权法能够比较简单快速地进行赋权，但是利用一个或者几个变量来反映一类指标的变动程度，在兼顾该类影响因素对总体的影响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到各变量均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简易模型中各变量与低碳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很难通过常规方法进行模型拟合，而随机森林过程则能够很好地处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选取各省（市、区）简易模型各指标数据，对逆向指标进行负向处理后进行标准化处理，再分别利用两种方法进行赋权，得权数如表6所示。 

　　表6  两种方法对简易评价指标体系的赋权结果 

　　其中，随机森林赋权过程，选取各省（市、区）低碳经济发展质量各主要影响指标数据作为自变量，低碳经济发展质量测度结果作为因变量，经过100次五折交叉验证，得到训练集NMSE为0.108，测试集NMSE为0.446，进一步得出精确度平均递减的各自变量重要性程度，并据此确定权重。进一步将通过两种赋权后的简易模型测算出各地区经济运行相对质量，并进行排名。简易模型与综合模型排名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基于三种模型测算的各省市低碳经济发展质量评价结果 

　　分析图形，简易模型两种赋权方法所得出的结果与综合模型测算结果除部分省份外，趋势基本一致。特别是排名靠前的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区测算结果排名波动很小。这表明简易模型能够测度出各地区低碳经济发展质量的大体趋势。两种简易模型赋权法得出的结果基本一致，很难判断出哪种赋权方法的优劣。进一步将两种赋权法测度结果与综合模型结果进行比较发现，直接赋权法测算结果变异系数0.521，随机森林测算结果变异系数为0.477，随机森林结果更接近低碳经济实际发展情况。从各影响因子权重看，随机森林赋权法对环境承载水平因子赋予权重比直接复权大，更能凸显“低碳”合理性。综合考虑，我们可以确定一般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污染治理能力、排放水平、环境承载水平。 

　　（三）低碳发展指数测度分析 

　　上述关于低碳经济发展质量测度，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相对测算方法。其实，如果能够将经济发展过程中超标的碳排放予以量化，则能够直接测算出低碳经济总量。但由于其涉及到国民经济各个行业，且很多指标难于量化，加之对环境承载力、污染程度、碳排放水平等难于度量，故此难于直接测算。基于此，本研究探索性尝试从低碳经济发展结果出发，利用主要影响因素，测算出一个综合低碳指数，对地区生产总值予以修正。假定： 

　　1．经济发展总量能够用GDP科学评定； 

　　2．一个地区的低碳经济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污染治理能力、排放水平、环境承载水平四个方面影响； 

　　3．污染治理能力x₂、排放水平x₃、环境承载水平x₄三项指标对低碳经济影响能力比28.3:23.4:15.4（简易模型系数，推导过程详见前文），合计对低碳经济影响67.1%。 

　　则可以得到：低碳地区生产总值=GDP*（0.329+0.671*C） 

　　表7  2015年各省市（区）低碳发展指数及修正后低碳GDP相关情况 

　　其中：C为低碳发展指数，具体由污染治理能力x₂、排放水平x₃、环境承载水平x₄三项指标综合测算而来。 

　　其中，，，分别为污染治理能力x₂、排放水平x₃、环境承载水平x₄地区总体中的任意地区；d（x）表示地区总体中变量全距。利用简易模型相关指标测算2015年全国各省市（区）低碳发展指数及修正后GDP相关情况如表7所示。 

　　分析表7发现，2015年各省GDP合计721741.5亿元，利用低碳指数进行修正后为428713.5亿元，在绿色发展视角下，低碳经济总量比实际经济总量明显减少。但沿海及西部大部分省市因生态文明建设相对较好，修正前后差异不大，修正前后名次不变的有广东（1）、江苏（2）、山东（3）、浙江（4）、河南（5）、陕西（15）、云南（23）、贵州（25）、新疆（26）、甘肃（27）、海南（28）、宁夏（29）、青海（30）；变化较大的有四川（6—11）、天津（19—24）、山西（24—20）。 

　　六、基于最优化模型的湖南低碳经济测度分析 

　　（一）最优化模型方法原理简介 

　　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国防、建筑、通信、政府机关等各部门各领域的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常会遇到求函数的极值或最大值最小值问题，这一类问题我们称之为最优化问题。它包括变量，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三个部分。而求解最优化问题的数学方法被称为最优化方法。它主要解决最优生产计划、最优分配、最佳设计、最优决策、最优管理等。运用到低碳经济测度的实际，就是要在既定经济发展水平、污染治理能力、排放水平、环境承载水平前提下，使得低碳经济综合测度结果最大。其中，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污染治理能力、排放水平、环境承载水平，分别用人均消费支出、RD人员全时当量、单位GDP能耗、规模以上工业总资产贡献率指代。 

　　1.目标函数的确定 

　　目标函数的确定原则是：当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污染治理能力、排放水平、环境承载水平，分别用人均消费支出、RD人员全时当量、单位GDP能耗、规模以上工业总资产贡献率指代，且综合投入既定时，使低碳经济产出最优。 

　　也就是说，目标函数可表述为：； 

　　其中， 分别为0.329、0.283、0.234和0.154。 

　　2.约束方程的确定 

　　约束方程确定的主要思想是，经济发展水平、污染治理能力、排放水平、环境承载水平间存在相关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使得之间存在一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假设，这些约束条件有n个，各相关指标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能够用模型进行拟合，则约束方程最终可演变为： 

　　3.约束条件的确定 

　　约束条件确定的主要思想是，在既定的投入条件下，各指标内部结构调整仍然要遵循其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则约束条件可表述为： 

　　如果以上步骤均能够实现，则通过求最优解能够求出当期湖南低碳经济的最优结果。 

　　（二）湖南低碳经济最优化模型实证分析 

　　1.目标函数的选择 

　　根据前文分析结果，拟合得目标函数如下： 

　　2.约束方程的建立 

　　本部分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污染治理能力、排放水平、环境承载水平间内存关系出发构建约束方程。利用前文的相关数据，构建长期均衡关系模型约束方程如下： 

　　3.约束条件的确定 

　　根据之间内在关系，以前文得到的相关数据为依据，以前文得到的全国各省的最大值最小值为湖南省的约束条件（湖南省的约束条件值不会超出全国最大值最小值的范围），构建约束条件不等式，约束条件如下 

　　4.最优决策模型构建及求解 

　　综合以上条件，得出三次产业最优结构预测模型如下： 

　　其中： 

　　将最优决策模型转化为一般形式： 

　　其中： 

　　利用MATLAB软件求得最优解分别为：10.457、12.997、-3.947和1.445。分析湖南低碳经济最优化模型结构理论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异，发现当前湖南低碳经济发展最需要提升的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和污染治理能力两个方面。如表8所示。 

　　表8 湖南低碳经济发展最优化理论值与实际值比较 

　　七、湖南低碳经济发展测度主要结论 

　　通过对绿色发展视角下湖南低碳经济的研究，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一）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能够用于测度低碳经济发展水平 

　　从对低碳经济综合模型测度过程可知，绿色发展视角下，低碳经济发展情况能够被指标体系充分诠释。运用综合模型挖掘出的低碳经济发展内在规律，构建出的低碳指数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科学性，分析结果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自然规律。利用主要影响因素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构建最优决策模型能够分析出当前湖南低碳经济发展总体情况是否为最优。 

　　（二）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能够进行具体测度研究 

　　从综合模型分析结果看，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污染治理能力、排放水平、环境承载水平等四个方面因素影响。在简易模型和低碳指数分析中，利用四大因素对低碳经济展开系列分析，其结果符合经济发展实际，表明低碳经济主要受四大因素影响。 

　　1.经济发展水平是低碳发展的基础。从实证分析结果看，经济发展指标权数为0.329，权重居四大指标首位。说明经济是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层次时，才会孕育和催生低碳经济这一新经济形态。反过来，我们所说的低碳经济，并不是只一味追求低碳，而是在经济不断发展进步中谋求低碳和减排，以实现低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 

　　2.污染治理能力是低碳发展的保障。污染治理能力指标权重仅次于经济发展指标，可见污染治理能力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当前的高碳、高污染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关系密切，经验证明这也是一个走向发达国家的必经阶段，但是如何尽可能在这一过程中降低高碳、高污染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污染治理能力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将关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3.排放水平是低碳发展的主要构成因素。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发展与低能耗、低碳排的有机结合，发展低碳经济同样离不开能源。降低能源消耗的碳排放，可以从降低单位排放水平和发展清洁能源入手，这就要求大力开发运用节能降耗技术和发展新能源产业。 

　　4.环境承载能力是低碳发展的根本保障。如果环境已无法承载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那么人类文明的尽头也就不远了。环境承载能力是经济发展的底线，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承载能力不容忽视。立足当下，着眼长远，低碳经济发展理念致力于保护和改善环境，以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 

　　（三）湖南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综合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湖南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第20位，远落后与地区经济总量全国排位。利用低碳指数对修正后GDP测算结果的全国排位虽与GDP实际排位相近，但从最优模型分析结果看，在四大投入因素相对既定前提下，湖南经济发展水平和污染治理能力都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八、加快湖南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当今世界各国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日益紧张的资源环境压力，都在积极寻找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实现途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低碳经济发展实践，对于湖南加快低碳经济发展、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同时，湖南也要基于自身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等条件，努力探索符合实际的具有特色的湖南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一）完善政策体系，建立低碳经济长效机制 

　　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相关政策及环境的支撑，加快发展湖南低碳经济，就必须大力完善政策支撑体系，为低碳经济加快发展提供长效机制。通过制定清晰明确的低碳经济政策目标及体系，整合各方资源协同推进低碳经济，从而达到鼓励支持全省低碳经济发展的目的。政策支撑体系重点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低碳产业政策，包括低碳产业发展、低碳产品生产、低碳服务、限制高碳产品生产与进口等政策；二是低碳能源政策，包括可再生能源政策、节约能源政策、能源技术政策等；三是低碳技术政策，包括碳减排技术研发、应用政策，碳封存技术政策，低碳技术标准等；四是低碳消费政策，包括绿色包装、绿色采购、绿色物流、绿色社区等政策；五是低碳财税政策，包括碳税、气候变化税、生态税、新能源补贴政策、节能补贴政策、环保补贴政策等；六是低碳政绩政策等。在具体操作上，政府是低碳经济治理的主体，可以通过行政法律手段、产业政策和税收工具等，引导和促使企业与个人行为符合低碳经济发展要求，同时也要注重实现从单纯的行政命令式政策手段，向重点依靠市场的政策手段的转变。在宏观层面，以行政命令手段为主，突出国家规划与相关指导目录及“绿色”财税政策制定及落实，重点是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鼓励推广符合本省实际的普适节能、清洁能源、碳减排、碳封存等技术的研发与运用。在产业及区域层面，推行许可证交易、生态工业园规划、自愿协议等，要注重结合省情，建立以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电力、煤炭、石油加工等重点行业及重点耗能区域为基础的新型碳排放考评机制，重视和发挥行业协会的督促引导作用。在企业层面，推广标签、认证计划，第三方融资等政策工具，重点解决企业资金和市场问题，鼓励企业低碳化的固定资产投资、保障设备运转，鼓励节能环保产业的新能源、新技术研发与运用。注重构建政府、市场与企业“三位一体”的监管体制，通过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及监管制度、开展专项行动、加大执法力度等方式加强低碳产品的市场监管，进一步加强重点耗能产品节能标准、建筑节能标准、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标准、能源计量产品标准等节能标准体系建设，按照减量化、再使用和再循环的原则促进和推动企业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 

　　（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不断优化能源结构 

　　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如果长期承接碳密集的产业转移，会使湖南长期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导致企业缺乏自主创新和核心竞争力，进而阻碍低碳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也会不断面临资源环境压力等各种桎梏的捆绑。基于此，湖南应客观尊重结构调整阵痛期发展实际，主动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坚持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促进经济增长主要由依靠投资驱动的数量粗放型增长，逐步向依靠自主创新的质量效益型转变，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发展服务业，推动三次产业协同发展带动，立足节约能源，立足降低排放；加快培育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坚持技术创新，坚持市场主导，占据产业发展制高点；进一步提升制造业水平，积极利用先进技术、适用技术改造升级传统产业，提升产业工艺水平和装备水平；依托产业园区和产业基础优势，进一步合理规划全省产业及区域布局，理顺长株潭地区、长株潭周边城市群、湘南地区、大湘西地区等片区产业功能定位，避免产业雷同、资源浪费；主动使用淘汰落后产能要求，严格控制新开工高能耗项目、高污染项目，坚决落实国家和省里下达的落后产能淘汰任务目标，鼓励和支持现有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节能降耗技术改造，切实为湖南低碳经济发展搭建良好平台。坚持优化能源生产结构和能源使用结构“两手抓”战略。从能源结构看，湖南的煤炭生产量占全省一次能源产量的近80%，化石能源使用比例也高达75%，是典型的高碳能源结构省份。相关研究显示，能源结构的优化对能源需求总量影响很大，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每下降1%，相应的能源需求总量可降低2000万吨标准煤。湖南能源生产结构调整，要充分遵照《湖南省新能源产业振兴实施规划》，发展以核电项目为主体兼顾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与改造提升传统能源生产行业相并重的能源生产结构体系。湖南能源消费结构调整，要坚持合理优化用能结构，大力发展高效清洁能源，逐步降低化石能源比例，提高煤炭净化比重，发展煤炭气化和液化，加速能源消费从传统煤炭矿种为主向现代石油和天然气矿种为主的结构转变，大力发展水电、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努力在未来10—20年内初步形成多元化的能源结构格局。 

　　（三）发展循环经济，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湖南是全国首批“两型社会”建设示范区，又是重要的有色金属之乡，而能源结构相对单一且储量相对贫乏，发展循环经济是湖南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对湖南“四化两型”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根据《湖南省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积极构建湖南循环型工业体系，围绕有色金属、钢铁、化工、电力、建材、造纸、煤炭、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以大型骨干企业为重点，着力推进能源资源高效利用，大力实施清洁生产，鼓励和引导企业向园区集聚，实施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促进企业循环式生产，园区循环式发展；积极构建循环型农业体系，提高农业生产领域农业资源综合利用率，推进种植业、养殖业、林业、水产业之间的循环链接，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立体农业、有机农业，提高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促进农产品深加工，延伸产业链；积极构建循环型服务业体系，坚持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原则合理建设旅游景区，完善信息基础设施推进“三网”融合，鼓励零售批发企业节约用电，推动餐饮住宿企业对照明、空调、锅炉等设备进行节能改造，采用环保包装、通用包装或可周转包装，提高包装物的重复利用率；积极推进社会层面的循环经济发展，不断完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提升再生资源利用水平，鼓励发展再制造、再利用，大力实施绿色建筑行动，大力发展绿色交通网络体系，加快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以及绿色消费模式，实施循环经济示范工程，创建循环经济重点市州、重点县区、重点村镇、重点社区以及重点示范企业。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既要长远战略眼光，也要尊重当前的客观实际。低碳经济建立在低碳或者无碳能源基础之上，而新能源的基础设施构建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相当长的建设周期。在此背景下，传统的能源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在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的同时，将低碳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碳封存技术等，能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低碳技术与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相结合，提高能源体系的整体效率，降低化石能源总消耗的比例，使低碳经济成为有利可图的新兴工业领域。 

　　（四）综合运用市场手段，推动低碳经济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手段调整、引导、规范市场主体及个人行为，促进全社会中发展低碳经济中形成共识、凝聚合力、协同推进。一是给定碳价。通俗理解，碳价就是为市场行为主体（一般指企业）向大气中排放单位碳制定相应的价格，如排放交易制度、碳税等。给定碳价将有助于把碳排放造成的损失转移到责任方及有能力减排的相关方，起到鼓励市场主体投资发展清洁能源或开展低碳创新的效果。目前，全世界有近40个国家和20多个城市、州或省已经或者正准备推行碳价，包括中国在内的70多个国家对这一行动表示支持。湖南作为“两型社会”建设示范区，理应在制定碳价上走在前列，以更好地让市场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作用。二是建立碳基金。在政府有关部门主导下，可以设立相应的碳基金机构或组织，为低碳技术的研究、开发及运用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英国在全球最早设立碳基金，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很好地起到了协调政府、企业及科研机构的效果。目前我国设立的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以及中国绿色碳基金主要针对碳汇项目，对低碳技术支持有限，湖南可以单独设立碳基金公司，用于支持低碳技术研发运用。三是大力发展碳交易。根据《京都议定书》，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碳技术和低碳项目资金支持，清洁发展机制（CDM）运营机制应运而生。目前我国碳交易的主要形式也是CDM，湖南应充分挖掘CDM项目发展潜力，通过发展CDM促进本地降低碳排放量的同时获取一定的资金支持。此外，针对国内碳交易偏冷的局面，湖南要明确强制性碳排放，完善碳交易系统和交易机制，加快全省碳交易平台建设。四是培育低碳品牌，发展碳商业。作为一种新商业模式，碳商业的竞争力在于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其核心是优质低碳品牌的培育发展。在国际上，碳商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我国还处于刚起步的阶段。湖南应未雨绸缪，立足高点，加快对碳商业的探索创新，围绕重点节能环保企业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低碳品牌。五是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化石燃油补贴对高碳能源消费形成间接鼓励，也造成了一定浪费，不利于低碳发展。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低，正是逐步取消石油等化石燃料补贴的好时机，湖南应抓住这一时机，着眼长远，果断决策，尽快取消地方有关化石燃料补贴政策。 

　　（五）实施全方位低碳战略，推进全社会节能 

　　发展低碳经济不应只局限在低碳产业领域，而应是全社会遵循、提倡的一种社会行动体系和全民生活方式。湖南发展低碳经济，应从高处着眼，将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及模式，融入社会生产、人们生活的各个环节和领域，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框架和社会行动体系，持续推进全社会节能。一是倡导低碳理念，培育全社会低碳消费生活方式。当前，正值人们健康、安全消费理念转变形成时期，湖南应加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引导正确的消费潮流，形成全民低碳消费风尚。具体措施：加强制度建设，完善落实节约能源、循环经济、清洁生产消费等领域法律规章，实施推广全民低碳消费公约；鼓励消费使用节能认证产品和绿色健康产品，如新能源汽车、节能灯具、节能家电等；完善基础设施配套，鼓励绿色出行、健康出行；政府率先垂范，严控“三公”消费，支持绿色节能产品与服务优先纳入政府采购体系；推广节能建筑，鼓励兴建、使用新型节能储能建筑、绿色建筑；引导商业节能，加强大型商场和市场等重点用能单位管理，推动合同能源管理，加强废旧商品回收体系建设；抓好农村节能，发展农村沼气工程，推广节能煤灶。二是实行试验示范，构建低碳城市。未来20—30年，仍是湖南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时期，全省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将持续加剧。低碳城市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发展方向，湖南可以充分利用“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借鉴国际国内低碳城市先进经验，在城市建筑节能、可再生能源、新能源、节能产品制造应用、环境保护等领域，摸索出一套符合湖南省情的“长株潭”低碳城市群发展模式，并通过试验示范带动在全省推行低碳城市建设。三是发展低碳农业。随着人口基数持续增加和消费质量提升，未来粮食需求也将持续扩大，农业生产的碳排放同样不容忽视。湖南是农业大省，农业也应承载低碳发展责任与义务。湖南应逐步引进推广国际先进的气候型、智能型、低碳型农业技术，增强农民环境意识和适用气候变化能力，提升土壤和植被碳汇潜力，在增加农业产出的同时不断降低碳排放量。四是加强森林管理。森林是天然的“碳汇库”，有研究表明全国每增加1%的森林覆盖率，可从大气中吸收固定0.6—7.1吨碳。湖南是我国重点林区省份，到2013年底，全省有林地1.937亿亩，森林覆盖率为57.52%。湖南应立足资源优势，加强森林管理，保持良好的碳汇水平。加强执法监督，严格执行森林砍伐制度。加强宣传引导，提升全民森林保护意识，强化森林火灾的防灾抗灾机制。科学制定发展规划，抓好建筑用地、工业用地管理，防止城镇化、工业化大幅侵占林地、湿地。抓好退耕还林、培育造林工程，提高森林覆盖率，努力提升碳汇潜力。 

课题负责人：湖南商学院蔡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