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父亲因病逝世，那时父母年方26岁，我才出生7个多月。父亲临终前嘱咐母亲：“把3个儿子养大，送他们读书。”母亲力行父亲遗嘱，年轻守寡，含辛茹苦抚育我们长大。她白天起早贪黑在田间辛勤劳作，晚上在暗淡的松枝燃光下剁猪草煮潲或洗衣、做针线活直到深夜，农闲季节纺纱织布、缝制衣被、布鞋，竭尽全力克服困难送我们三兄弟上学，我们从小就受到母亲那种勤奋俭朴精神的感染，每天放学后就去放牛、砍柴、挑水、扯猪草等，星期天跟随母亲到田地里干农活。解放初期家乡没有电灯，由于家庭贫困，开初两年晚上家里是用松枝照明，后来母亲怕我们晚上学习光线太暗，眼睛受损，想办法买了一盏小煤油灯照明。我读高小和初中时，学校离家8里多路，由于家贫没钱购买雨伞和胶鞋，雨雪天都是戴着斗笠、打着赤脚去上学。冬天冰水刺骨，双脚冻得红肿麻木。到了学校以后，赶紧把脚洗净擦干，穿上布鞋。艰难困苦激励我勤奋学习，立志成才，走出困境，报答母亲，报效祖国。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和两个哥哥相继考上了中专、大学。搭帮新中国党的政策好，那个时候读中专不要钱，上大学有助学金，我们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我是1958年秋季考上湖南农机校的，那年我14岁。我去姑妈家借了10元钱作路费，带着母亲用自织土布缝制的被单、衣服和布鞋，在洞口汽车站与母亲挥泪相别，独自迢迢千里乘长途客车去长沙上学。中专三年的学费、书籍费、伙食费全部由国家负担，母亲只在信封中夹寄了5角钱给我。因为没有钱，三年中我没有添置过衣裳，破了自己缝补；也没有回过家，寒暑假都留校在农场种菜，学校供给伙食。每逢佳节倍思亲，尤其是到了春节，只有少数几个同学留校，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在困境中我加倍努力学习，成绩居全班之冠，1960年5月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和妻子有了3个儿子，年迈的老母亲也迁过来居住。那时我们夫妻的月工资总共只有66元，6口之家生活拮据。母亲在工厂后面的荒山上挖了几块土，我与妻子下班后和休息日也参与耕种，全家蔬菜自给有余，秋天还可以收获百来斤红薯，家里还养了鸡鸭，可弥补当时粮食和猪肉定量供应的不足。我和妻子勤奋工作，连年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家庭和睦，尊老爱幼，先后6次被市委、市妇联、市老龄委评为“五好家庭”、“十佳五好家庭标兵”、“敬老好子女”、“五好文明家庭”等。1994年我担任郴州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之后，励精图治，开拓进取。2000年9月，市统计局被人事部、国家统计局授予“全国统计系统先进集体”，我也被授予“全国统计系统先进个人”。2001年6月，我又被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湖南人民满意公仆”称号。

　　三个儿子上学以后，我常给他们讲述“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勤能补拙，俭以养廉。”“不勤如始，将悔于终。”等名言警句。俗话说：“身教胜于言教。”在长辈勤俭作风的熏陶下，他们学习用功，生活简朴。在中学阶段，寒暑假到考烤烟复烤厂搬运烟叶，去水泥厂拖运原料，勤工俭学筹学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们相继考上大学，南下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北上湘潭大学读书，都是自带行李乘车去学校，我和妻子只送到郴州火车站，他们在校的生活费每月只有150-200元。但他们学习勤奋，生活节俭，知书达理，小儿子还在大学入了党。三个儿子结婚时喜事从简，我没有向局里的同事发一张请柬。如今儿子和儿媳个个爱岗敬业，勤奋工作，不断进取。

　　在勤俭家风的影响下，虽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两个孙子和一个孙女都是独生子女，但他们并不娇生惯养，而是遵礼守德，学习用功，生活节俭。除了买书以外，从不乱花零用钱，放学途中从不买街边的零食吃。去年大孙子菁菁参加高考，以高于一本录取线86分的成绩考入北京交通大学。他寒暑假回家不乘坐高铁列车，而是乘坐票价较低的普通列车，父母给他每月2000元伙食费也几乎只用一半。孙女芝芝去年考入郴州最好的初中市六中，有时上学赶时间就拿着馒头边走边吃，剩下小半截也舍不得丢掉，而是放在书包里带回家。小孙子崴崴还在广州读小学，他们的成绩在班上都位居前列。

　　近年来，我把人生铭心轶事和事业风雨历程撰写成一本回忆录，取名《勤奋人生》，特邀请原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时昌为之题词：“勤奋干事业，人生当自强。”拟将此书赠送给家人和亲友，希望勤奋俭朴的家风代代传承，发扬光大。

　　[作者系原郴州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