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投资力度 加速湖南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资金、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依次实施了东部开放、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等战略措施，促进了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是目前中部地区面临着发展水平低于东部、发展速度低于西部的尴尬境地，不利于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也不利于全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湖南作为中部地区之一，无论是在全国范围，还是在中部区域之内，都面临着发展速度落后和被落后地区赶超的压力。投资是欠发达地区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力，本文将从投资角度，分析中部六省在全国的地位和湖南在中部六省的位置，提出加快湖南在中部崛起的对策建议。

　  一、国家投资在区域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在实施区域发展战略中，投资布局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和主要措施。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实施东部开放，还是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战略，除土地、税收、人才等措施外，国家均使用了国家投资、项目安排、财政转移支付等投资方式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也有力地促进了这些重点区域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一）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陆地区，滚动式地由南到北，从东到西，先外后内，实施梯度推进战略。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0个省市）借助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先行一步，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且发展差距还呈加速扩大之势。2003年，10个东部省市的投资额占全国的比重达55%，比1981年提高了10.6个百分点，除天津、福建、海南外，其余7个省市的投资额均位居全国前10名（6个为前6名，北京居第9位）；东部省市的生产总值占全国总量的60%以上，比1981年提高了20个百分点，除河北、海南外，其余8个省市的人均GDP均位居全国前10名（7个居前7名，山东列第9位）；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占全国的9成和8成，外贸依存度达到85.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

　　（二）西部地区快速发展。2000年以来，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个省市）依靠中央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后集勃发，投资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00—2003年，国家资金向西部地区倾斜，国家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达4000多亿元；在西部地区新开工了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50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达7300多亿元；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开发的约3600亿元，其中长期建设国债资金2200多亿元，占同期全部国债资金的37%。近4年来，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加9500多亿元，利用外商直接投资75亿美元，仅吸引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投资资金就达1000多亿元。在大量资金支持下，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明显扩大，增速明显加快。2000—2003年，西部地区累计投资33560亿元，比前10年（1990—1999年）之和还多3600亿元，年递增19.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6个百分点。2003年，重庆、陕西、内蒙古、云南、新疆等5个省市投资超过1000亿元，四川投资超过2000亿元。在固定资产投资的带动下，西部地区的生产总值呈现快速增长，2000—2003年，GDP分别增长8.5%、8.7%、9.9%和11.2%，比1999年的7.2%明显加快，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0%以上，2003年达到80%左右。

　　（三）东北地区正在振兴。2004年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抓住中央“振兴东北”战略的机遇，加大投资力度，经济取得突破性进展。2004年，国家用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债资金就达141亿元，占当年全国发行国债资金1100亿元的12.8%；东北地区第一批100个项目已获国家批准，投资总额达610亿元。另外，在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决策的推动和鼓舞下，今年上半年，东北三省吸收外商投资也呈现大幅增长。其中辽宁省实际直接利用外资22.4亿美元，同比增长78%，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6.2%，是十多年来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吉林省外商投资合同金额新增9.98亿元，同比增长3倍，增幅创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新高；黑龙江省实际利用外资4.8亿美元，增长25%。在大量资金的支持下，东北三省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均呈现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城镇投资分别增长了31.7%、12.4%和20.2%，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等均呈现快速增长；东北三省实现生产总值6044亿元，增长12%，辽宁、吉林、黑龙江的GDP增幅分别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7、4.1和0.1个百分点。

　　二、中部六省和湖南的投资现状与压力

　　六省（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河南和山西）位于我国中部腹地，依靠全国10.7%的土地，承载全国28.1%的人口，创造全国23%的GDP，在全国地域分工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投资、经济发展不容乐观，存在投资规模不足、投资效益偏低、投资结构不优等问题。

　　(一)从投资规模看，中部六省排位前移，湖南居“中部的中部”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六省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占全国的比重基本稳定，维持在18%左右，在全国的排位总体前移，在全国居于中部位次。其中河南一直稳居全国第7位，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分别由1981年的第12位、13位、21位、22位前移到2003年的第11位、12位、15位、14位。在中部六省中，河南、湖北、湖南一直稳居前3名。这表明无论是从全国范围来看，还是从中部六省来看，湖南投资总量均处于中部位置。但是，湖南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出“前扩后缩”的态势，也就是同靠前的河南、湖北的差距扩大，同靠后的江西、安徽的差距缩小，湖南投资有被安徽、江西赶超的危险。湖南同河南、湖北的投资规模之比分别由1981年的1:1.4、1:1扩大到2003年的1:1.48、1:1.2，同河南的差距总量由13.8亿元扩大到754亿元，同湖北的差距总量由0.03亿元扩大到327亿元；而同江西、安徽相比，湖南的投资优势明显减弱。1981年，湖南的投资规模分别是江西的1.96倍、安徽的2.1倍，到2003年分别缩小到1.13倍和1.05倍，差距量仅为177亿元和79亿元。 

　  （二）从相对投资看，中部六省明显偏小，湖南居“后部的后部”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六省的投资增长速度、投资率、人均投资等相对指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的排位比较靠后。而在中部六省中，湖南三项指标的排位也明显靠后，这表明湖南相对投资居“后部的后部”。1981—2003年，中部六省固定资产投资年递增20.1%，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2个百分点，比西部12省区低1.3个百分点。2003年，中部六省中江西、山西、安徽的投资增速有所加快，分别增长49.3%、33.2%、30.4%，分别位居全国第3位、7位和8位；湖南仅增长14.8%，位居全国第26位，在中部六省中仅比湖北高，居第5位。中部六省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由1981年的17.6%提高到2003年的37%，而全国却由21.3%增加到47.5%，中部六省与全国的差额由3.7个百分点扩大到10.5个百分点，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均居全国20位之后。2003年，湖南固定资产投资率为33.6%，居全国第27位，在中部六省中仅比河南高出0.7个百分点，居第5位。2003年，中部六省的人均投资2687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3%，比全国少1578元，均处于全国20位之后。其中湖南人均投资2337元，仅为全国的55%，位居全国第27位，在中部六省中仅比安徽多32元，居第5位。

　  （三）从投资结构看，中部六省相对不优，湖南属“劣中更劣”

　  一是投资活力相对较弱。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主体逐步多元化，逐渐由政府转向民间。但是，中部六省的非国有投资一直不足。2001年全国的非国有投资超过国有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达到52.7%，而此年中部六省中仅有河南的非国有投资比重超过50%，但也比全国低2.1个百分点，其他5省均以国有投资为主。直到2003年，中部六省的非国有投资比重才全部超过国有投资，平均比重上升到57.3%，但比全国低3.7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低10个百分点。其中湖南非国有投资比重为55%，低于中部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居中部六省末位。

　  二是外源性融资比重较低。改革开放以来，资金渠道逐步多样化，逐渐由国家融资为主向社会融资转变。但是，中部六省吸引的外源性资本明显偏少。2003年，中部六省投资仍以自筹资金为主，比重达60.6%，而外源性资金只占39.4%，比全国平均水平（46%）低6.6个百分点，比浙江（55.2%）、上海(57.7%)分别低15.8和18.3个百分点。湖南外源性资金比重为39.4%，在中部六省中低于安徽（42.8%）、湖北(40%)。

　  三是工业投资比重不高。2003年，在中部六省全社会投资中，一、二、三产业比重依次为3.8%、38.5%和57.6%，其中工业投资比重为36.8%。中部六省第二产业和工业投资的比重同全国基本相同，但同山东、江苏相比，明显偏低，山东、江苏工业投资比重分别为50%和47.6%。在中部六省中，湖南工业投资仅占全社会投资的32.4%，仅比江西高，比中部六省平均水平低4.4个百分点，居第5位。

　  (四)从投资效率看，中部六省相对较差，湖南属“差中更差”

　  目前中部六省乃至全国的投资效率都不高，经济仍呈粗放性增长。

　  一是投资边际效益下降。2001—2003年，中部六省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额与GDP增加量之比）为3.7，即增加3.7元的投资才能增加1元的GDP产出，比“九五”平均水平增加了0.6元。全国为4.9，比九十年代初期上升了1倍多，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在1-2之间，即增加1-2元投资就可以增加1元产出，明显比我国低。2001—2003年，湖南增量资本产出率为4.4，比“九五”平均水平增加了1.7，在中部六省中，仅比湖北（4.6）低0.2，居第2位。增量资本产出率不断上升，表明经济增长所需的投资成本增加，投资的边际效益下降。

　  二是投资实际效益较差。2003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中，中部六省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税仅为11.8元，与西部地区相同，比全国（15元）和东部地区（17.7元）少。其中湖南为13.8元，在全国居第14位，在中部六省中比安徽少1.5元，居第2位。

　  三是劳动生产率较低。2003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中，中部六省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排位中，除湖北以外，其余5省均排在20位之后，山西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湖南全员劳动生产率为46204元/人，为全国的69%，居全国第23位，在中部六省中排在湖北、安徽之后，位列第3位。

　　 (五)从基础设施水平看，中部六省相对较好，湖南优势不太明显

　  “八五”以来，中部地区一直加强基础设施投资，仅2000—2003年，中部六省在电力、交通、电信三个方面的投资就达8500亿元，占全国的21%，基础设施水平也明显提高。一是交通方便，形成了以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多种现代化方式组成的交通运输网。2003年底，中部六省境内铁路营业里程达1.67万公里，占全国的22.8%；公路通车里程达44.08万公里，占全国的24.4%，其中等级公路和高速公路分别占全国的23.7%和23.6%；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3.26万公里，占全国的26.3%，这三个指标中部六省均位居全国前20名之内。其中湖南铁路营业里程2977.2公里，位居全国第9位，在中部六省中排在河南、山西之后，位居第3位；公路通车里程达85233公里，位居全国第5位，在中部六省中位居湖北之后，列第2位，其中高速公路1218公里，分别位居全国和中部六省的第9位和第2位；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1551公里，位居中部六省首位，在全国仅落后江苏、广东，居第3位。二是能源丰富。2003年，中部六省发电量为4172.4亿度，占全国的21.8%；原煤产量5.18亿吨，占全国的31.1%。其中湖南发电量523.7亿度，位居全国第16位，在中部六省中仅比江西多，位列第5位；原煤产量2366.7万吨，位居全国第14位，在中部六省中列第4位。

　  三、对策建议

　  经济的增长一靠投入资源的增加，二靠效率的提高。我国实施东部开放、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等战略举措，无一不是投资先行。湖南要崛起，也必须从扩大投资规模和提高投资效率上着力。

　  （一）努力扩大外源性资金渠道

　  投资除自筹资金以外，还必须获取外源性资本支持。而外源性资本在我国存在两种流动机制和方式：一种是受中央政策影响的，以财政划拨和银行政策性资金分配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性资本；另一种是受市场引导影响的，以外资、民间资金和资本市场提供的资金为代表的市场主导性资本。

　  一是继续争取国家资金支持。中央在实施区域发展战略中，一般都使用了国家资金、投资项目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支持区域的发展。湖南应结合国家实施中部崛起的战略，研究制订相应的发展战略，争取国家更多的资金支持和项目安排。湖南作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应争取国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

　  二是成立区域性发展银行。由于现有的银行体制和当地自身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等原因，国有银行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中部地区的分支机构，“惜贷”现象较为普遍，甚至受市场引导和利益驱使，通过上下级行之间的资金调拨将资金投向东部或其他地区。若在中部设立区域性的中部开发银行或中部发展银行，由于其分支机构和总行在同一区域内，对本地经济在资金上的贡献必定要大大高于一般银行的分支行。这一模式在其他区域发展中，已逐步得到应用，如天津成立了勃海银行，山东、安徽、江苏成立淮海银行，东北地区成立了振兴银行。

　  三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主动走出去、请进来，参加或举办各类招商引资洽谈合作会，广交朋友，让外界了解湖南；从自身条件出发，积极策划具有发展潜力、投资吸引力的开发项目，出台尽可能优惠的政策，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使湖南成为投资项目、资金的积聚地。 

　  （二）努力做大做强产业

　  为了使有限的资金产出最大效益，必须确保投资方向的正确，选择顺应经济发展需求并适应自身发展条件的产业合理投入，择优突出重点，重点实施突破，把力用在刀刃上，迅速获得最大的投资效益，再滚动开发相关的产业和地区，继而辐射整个区域。

　  一是确立主导产业。正确选择主导产业形成产业竞争力是加快湖南经济发展、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可靠保证，通过加大对“十大标志性工程”建设投资，带动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培育壮大一批大企业大集团。在选择主导行业时，应该综合考虑经济效益、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情况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要结合地区的资源结构，处理好资本、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第二，要结合地区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处理好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第三，要结合社会主要矛盾，处理好发展经济与充分就业、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二是培育新型产业。我省以计算机软件、先进电池材料及应用、高新工程机械、超硬材料及其制品、电子材料、生物工程与医药、精细化工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发展潜质。今年上半年，我省已完成高新技术产品产值524.45亿元，同比增长32.7%，全年预计完成总产值1200亿元，同比增长25.5%，到2007年，预计将实现总产值2000亿元。应充分利用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机会，跟踪和掌握先进信息技术，将其积极导入传统产业，有计划有重点，分期分批对传统行业进行彻底改造，以技术进步、产品更新为主，使其上规模、上档次，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产品更新换代，广泛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存量优化和结构升级，实现社会生产力和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三是为沿海地区设立独立的产业转移园区。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产业梯度转移阶段。而我省具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应抓住区域经济发展梯度差，为沿海地区设立独立的园区，主动承接并在某一区域聚集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项目，形成独特的“转移经济区”。通过“转移经济区”的辐射和带动效应，吸引发达地区更多的产业转移项目。

　  （三）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是吸引资金来源的重要条件也是保证投资发挥效益的可靠保证。我省交通、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处在不断适应发展需要、新旧更替的建设时期，应继续加强建设，增强投资硬环境。一是加速与东部交通通道建设，完善地带间交通体系。二是加快电力建设，重点是加大大型火电厂的建设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