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1000美元后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人均GDP代表着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经济学界一般把人均GDP作为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标志着该国家和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阶段。随着我省经济的稳步发展，初步核算2004年人均GDP达到9117元, 按现行汇率折算为1102美元，突破1000美元大关。这标志着湖南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关键期。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人均GDP1000—3000美元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的趋势，一种可能是乘势而上，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另一种可能是不进则退，经济发展缓慢、波动甚至停滞。面对经济发展的这一重要关口，不同的国家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出现了不同的结果。美、日、法国、联邦德国等发达国家及亚洲四小龙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的经济高速腾飞、拉美国家达到这个水平之后的经济发展踏步不前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和启示。我们将以怎样的理念，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来驾驭这一至关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期，对湖南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大关后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

    （一）   成功的范例与启示

    从美、日、法国、联邦德国及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轨迹看，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是一个战略新起点。美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分别在1942年、1953年、1957年，1966年先后登上这一台阶后，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经济总体向好（见表一），实现了跨越发展，到2003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四国的GDP分别达到109855、43018、24086、17543亿美元，居世界经济的前3位及第5位，分别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5%、12.3%、6.2%、4.9%。

    1、美国的发展： 1939年的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长， 1945年美国GDP比1940年增长了56%，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3%，期间的1942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后的第3年二战结束，随后美国的经济发展虽然时起时落，经历了战后初期的恢复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以前的经济快速发展阶段、70年代初和80年代初“滞涨”时期及80年代以后连续增长时期，但始终是在充满矛盾和困难的道路上迂回前进，显示出勃勃生机，到2003年人均GDP达到37756美元，居世界第6位。跨越1000—3000美元阶段用了20年时间。

    2、日本的发展：1950年日本的人均GDP仅为152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人均GDP的5.3%，1953年日本的GDP增长速度超过二战时期的最高水平，经济开始起飞，1961—1970年日本GDP、人均GDP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0.7%、9.6%，期间的1966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此后经济继续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飞速发展，迅速崛起为经济巨人，到 2003年人均GDP达到33270美元，居世界第8位。跨越1000—3000美元阶段仅用了10年时间，其中跨越人均GDP1000—2000美元阶段仅用了4年时间。

    3、联邦德国的发展：1949年9月，由前德国西部的英、法、美三方占领区组成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作为战败国当时的经济处于瘫痪状态，1950年人均GDP仅为233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人均GDP的8.1%，联邦德国通过采取包括加快技术引进和创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经济立法等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取得了显著的效果，1957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1950—1980年GDP增长速度为5%，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其增长速度仅次于日本，居第2位。跨越1000—3000美元阶段仅用了13年时间。

    4、法国的发展：二次大战使法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1950年法国的人均GDP为288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人均GDP的10.1%。法国通过动用政府干预经济，制定、实施各时期国家经济计划，使经济得到迅速恢复，经历了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快速发展阶段，一跃成为世界先进工业国，经济实力快速增长。期间1953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跨越1000—3000美元阶段用了17年时间。

    5、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较好地抓住了机遇，克服了风险，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见表二） ，在近几十年中经济均保持了年平均6%甚至7%以上速度的增长，而且仅用8—12年的时间实现了GDP的翻一番，其中一些国家和地区目前已步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如：新加坡人均GDP目前人均GDP超过了2万美元。

    国际上人均GDP 1000美元后经济成功跨越发展的几点经验：

    我们认为，上述国家人均GDP 1000美元后经济成功跨越发展既有个性特点、也有共性规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经验值得借鉴：

    1、注重产业结构全面协调升级。一个国家地区经济是否具有优势，在于它的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结构是否伴随着经济的不断成长而升级。人均GDP达1000美元后，美、日、法国、联邦德国等国家三次产业中一、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迅速上升（见表三），且产业部门内部结构日益高级化，产业结构越来越向知识密集化的方向发展，如美国60年代和70年代“高技术部门”年增长率分别达到5.7%和4.9%，而同一时期非高技术制造业部门的年增长率只有3.2%和1.8%，使高技术部门增加值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不断上升，1980年达到38%，比1960年上升11个百分点。日本政府根据本国的实际，在60年代提出了实施重化工业化的具体计划，并在财政、金融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随后又制定了扶持发展机械工业计划，发展所需资金由政府给予保证，私人企业对政府扶持的机械工业进行投资，可享受减免税优待，从而使机械工业成为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创造经济奇迹的“秘密武器”。法国人均GDP过千美元后通过分阶段确定重点，优先发展的措施，带动了经济各部门全面发展，50年代把煤炭、电力、钢铁、水泥、运输、农业等部门作为重点发展部门；60年代工业发展重点转向核能、电子、航空和通讯等尖端部门和有竞争力的产品；70年代将机械、化工及电子技术和信息处理等工业列为优先发展的工业部门。 韩国70年代初根据国内市场狭小，本国矿产和土地资源贫乏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受阻等现实，提出了以钢铁、汽车、造船和石油化工为核心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发展的战略，随着这一发展战略的付诸实施，韩国重化工业得以突飞猛进发展，并在这个结构大转换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具有国内和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一批具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核心作用，如LG电子、现代集团、三星集团等，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强大，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2、重视科学技术发展和技术引进与创新。美国加速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扩张，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纵观美国现代化发展史，毫无疑问，科学技术是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助推器。美国十分重视科学研究与开发，一方面科研与开发费用逐年上升，科研与开发费用占GDP比重保持在2%以上，到1988年达到1280亿美元，比1961年增加8倍；另一方面从事科研与开发工作的工程师也不断增加，如1969年为55.8万人，比1961年增加13.2万人，使得科学技术得到飞跃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兴技术产业不断涌现，科技进步而产生的汽车、家用电器、化学、石油、半导体、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宇航、高分子化学等多方面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据国外专家测算1929—1982年科学技术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达到36.3%，新兴工业部门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一度占50%以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联邦德国把科学技术视为强国之本，大力扶助科学研究，政府和企业家把科技看作是提高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为了提高本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通过引进外资这个渠道加快技术引进，1973年技术贸易额过百万马克的大型企业205家中外资占了113家，技术引进使德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追上世界技术发展的先进水平；日本是世界上典型的技术引进加创新型国家，它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成功地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并建立了自己的科学技术体系，加速了经济发展。1950—1975年，日本从美国、西欧等几十个国家，有重点的引进了25700多项先进技术和设备，花费了573亿美元，25年间几乎引进了全世界半个世纪开发的所有先进技术，并大力发展“日本化”技术，用3—5倍于引进费用的资金，来进行消化、改进和创新，建立了自己的工业技术体系。如日本的钢铁工业生产体系就是综合了美国、苏联、法国、奥地利、联邦德国、瑞士等六国的技术形成的，这种“技术杂交”取得了“杂交优势”，使日本钢铁工业技术很快越居世界领先地位，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起飞。日本仅用了16年时间就实现了人均GDP从1千美元到1万美元的突破。

    3、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和维护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需要一个相对合理的分配格局，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收入分配是否合理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极易产生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不平衡，引起社会动荡，公众情绪的不稳定。美、日、法国、联邦德国等发达国家是高福利社会，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保持了社会稳定。如美国政府为个人提供多种援助和补助，为进入大学的学生提供贷款，为农民提供价格补贴，在许多领域政府对那些不能足够照顾自己的个人，也提供资助，许多老年医疗支出都是由政府办的医疗保险项目支付，建立了由各级政府资助、以穷人和伤残者为对象的医疗补助制度，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医疗保健资助。在许多州，政府为有智力障碍或严重残疾的人设立了公共服务机构。联邦政府为帮助贫困家庭得到食品而提供食品券，且联邦和州政府还联合提供福利补助来支持低收入的需要抚养孩子的父母。    而亚洲四小龙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也解决得比较好，使多数人分享了高成长的果实。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基尼系数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都处在比较合理的0.35以下的水平。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基尼系数虽居于严重的0.4左右，但却都采取了积极有效的调节措施，比如新加坡就采取了中央公积金制度、住宅建设计划和居者有其屋计划，发放教育津贴等，建立了较为可靠的社会福利保障，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

    4、重视能源发展战略并切实解决能源供应。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人均能源消费量呈现出大幅上升的趋势。日本1980年的能源消耗量为1953年的7.4倍，年平均增长6.4%。1977年韩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人均耗电量627千瓦小时、10年后的1987年为1525千瓦小时；1988年泰国人均达到1000美元时人均能耗618公斤油当量，10年后的1998年人均能耗1112公斤油当量。其他国家也呈现出类似情况。对这一变化，各国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的节能措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变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能耗少而产值高的产业。中国台湾在1979年7月制定台湾经济建设十年计划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发扩大能源资源，提高能源供给能力和使用效率。
 
    （二）失败的范例与教训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先后有16个国家的人均GDP曾历史性地跃上1000美元门槛，但目前仍能成功地保持在1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却只有7个，其余9个国家目前仍低于1000美元。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关键阶段没能很好地抓住机遇，克服风险，经济发展缓慢、波动甚至停滞，经济增速保持在年平均4%以下的低速增长，而且用20甚至30多年的时间才实现GDP的翻一番（见表四）。

    国际上人均GDP 1000美元后经济缓慢增长的几点教训：

    拉美等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主要有三个方面教训：

    1、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社会问题突出，经济增长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由于经济结构上的缺陷和新的增长方式无法形成，导致居民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出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基尼系数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处于严重的0.35-0.45范围之列，后来又达到了很严重的0.45甚至接近0.6，政府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差距的扩大，加上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形成了政治上处于垄断地位的利益集团，使社会问题相当突出，导致社会动乱，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2、过度依赖外国资本的发展，陷入了债务危机。拉丁美洲国家依赖外国资本的发展超过适度规模，导致80年代债务危机。在巴西和墨西哥人均GDP刚达到1000美元的1975年，拉丁美洲外债余额为784亿美元，到1982年就达到了3083亿美元。在这种形势下，80年代初世界经济的衰退，很快地就传递到拉丁美洲，整个拉丁美洲的经济出现全面衰退。过分依赖外资导致失去对本国经济的控制，拉丁美洲国家的外来投资几乎参与了所有的工业部门，并利用其竞争优势排挤和吞并内资企业，其中巴西在债务危机发生时制造业纯资产的95.8%为外资拥有，一些重要的行业基本上都被外资垄断。

    3、消费结构的升级没有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只有形成强大的工业制造基础和强大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才能使经济增长持续稳定，并使经济发展能够不断创新。而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产业发展上没有形成强大的国内产业，在产业上高度依附于发达国家，消费结构的升级没有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和企业竞争力没有得到有效提升，且在发展中明显缺乏创新动力源，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必然出现萎缩现象。

    二、湖南人均GDP达1000美元的基本情况

    （一）湖南人均GDP增长经历了两大阶段

    1、缓慢发展阶段（1953—1978年）

    改革开放以前湖南省的人均GDP受经济发展慢和人口增长快的双重因素影响，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发展都较缓慢。1953—1978年26年间湖南的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5%，低于同期GDP增长率1.8个百分点。1952年湖南的人均GDP为25美元（按当年汇率计算，下同），花费了20多年时间湖南人均GDP才终于达到百美元，1972年为103美元，用了21年的时间到1973年湖南人均GDP才实现了翻一番。

    2、加速发展阶段（1979—2004年）

    改革开放以后，湖南人均GDP受经济发展加快和人口增长减缓的双重因素拉动，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发展都明显加快，1979—2003年25年间湖南的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8%，比改革开放前提高了4.3个百分点，仅低于同期GDP增长率1.1个百分点。这期间，人均GDP翻番的进程不断加快，在1973年翻一番的基础上，用了13年的时间到1986人均GDP翻了第二番，到1996年用了10年时间实现了人均GDP翻第三番。1997年湖南人均GDP登上了500美元，随后用了7年的时间就跨过了下一个500美元，初步核算2004年湖南人均GDP达到1102美元，跨过了1000美元大关。2004年湖南人均GDP比1978年增加936美元，而1978年湖南人均GDP比1952年仅增加141美元。

    （二）湖南人均GDP发展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排第18位；与发达省份相比差距大。 

    1、低于全国水平，但近几年差距呈缩小趋势。1978年我省人均GDP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4美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5%，在全国居22位。改革开放以后的前十几年中湖南的人均GDP一度赶不上全国的步伐，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在拉大， 1994年降到历史的最低点，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8%，比1978年下降了7个百分点。“九五”时期开始我省的人均GDP增长提速，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在缩小，“九五”时期我省人均GDP增速比全国高1.8个百分点，“十五”前三年继续保持比全国高1.1个百分点的水平，到2003年我省人均GDP虽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187美元，但达到全国的83%，为历史最高点，比1994年上升了15个百分点，在全国居18位，比1978年前移4位。

    2、与发达省份的差距大，且差距呈继续拉大之势。湖南人均GDP发展水平与发达省份相比有较大差距，上海、北京人均GDP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先后登上了1000美元，天津于1993年、广东于1995年、浙江、江苏于1996年分别达到1000美元，此后福建、辽宁、山东等省如雨后春笋般的先后登上了这个台阶，到2003年全国31个省市区中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有16个省市区，中部6省份中只有湖北过1000美元，为1090美元。2003年湖南人均GDP为913美元，仅相当于上海的16%、北京的24%、天津的28%、浙江的37%、广东的44%、江苏的45%（见表五）。湖南人均GDP与发达省份差距呈扩大之势，1979—2003年25年湖南人均GDP年平均增长速度比发展较快的浙江、广东、江苏分别慢4.3、3.6、3.4个百分点，比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分别慢1个百分点左右。

    2、在中部省份中绝对额居中等偏上水平，但增长速度偏低。中部六省人均GDP水平相差不大，在全国为发展水平中等偏下的地区。1952年中部六省中人均GDP最高的山西与最低的安徽相差11美元，2003年最低的安徽为最高的湖北的66%，相差309美元， 当年湖南的人均GDP分别比湖北、河南低177美元、2美元，比山西、江西、安徽分别高14、106、132美元，居中部六省第3位。但湖南人均GDP发展速度偏低，1979—2003年增长7.8%，仅比中部的山西高0.3个百分点，比其他4个省低0.5—1.4个百分点。

    三、借鉴国际经验教训，促进湖南经济发展

    湖南省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之一是在2020年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即未来的16年是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期。在这个关键性时期经济社会将发生几个明显变化，首先是消费结构将发生剧烈变动；其次是经济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第三是社会结构将发生重大调整。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最终要落实到社会不同群体、不同利益主体上，容易引起各种矛盾。在这一时期，要确保湖南经济总体目标的实现，避免出现拉美化现象，建议政府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   高度重视社会公正，缩小贫富差距，着力构造和谐社会。

    湖南省在人均GDP1000美元后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必将加速。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占有不同资源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在一个较长时间内持续扩大。随着收入的提高，差距的拉大，社会各阶层将发生裂变，出现相当比例的私营业主和中产阶层。该阶层要求自由、民主和参政的意识强烈，与社会弱势群体的不满意识结合，易引发社会不稳定。韩国和我国台湾均在该阶段出现过社会动荡。我们现在面临的下岗失业、贫富差距、腐败问题已积累多年，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紧迫、最突出的挑战。目前我国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俄罗斯，2003年我国基尼系数达0.461，已经十分逼近拉美0.522的平均基尼系数，远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 而80年代初我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28，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贫富差距发展之快为世界罕见。湖南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 2003年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67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53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03倍，而1978年为2.3倍。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在住房、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教育等方面享有的补贴，以及农民家庭收入还包括要交纳的各种税费和用作生产资料的投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目前高达5—6倍，到了可承受的边缘；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扩大。2003年湖南省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0.30，占城镇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户人均年收入17580.66元，占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只有2798.65元，其收入之比为6.28：1；2003年湖南省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9，农村居民高收入农户的收入与低收入农户的收入之比由2001年的4.3：1上升为4.55∶1。

    城乡、地区、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出现社会不和谐之音。因此要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采取切实有力措施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在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基础上，合理兼顾效率与公平，努力抑制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居民。因此要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和救济体系。农民也应同样享有公共服务和基本福利，要加大对城乡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对贫困阶层的社会救济，实施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达到应保尽保,同时注意提高城乡居民就业水平。

    （二）切实提高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推进发展能力，维护社会稳定。

    在跨越人均1000美元的这个门槛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上不同群体的利益多样化、复杂化，各种利益矛盾相互交织，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重要“关口”。同时，在国际上，我们也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如果我们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执政能力很强，能够正确地把握航向，处理好各类问题，应对好各种挑战，我们就能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黄金时期，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打下扎实的根基。相反，如果执政能力不强，对一些问题处理不当，就有可能进入“矛盾”凸显期，严重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因此必须注意提高政府行政能力建设。首要的是提高推进发展的能力，筑牢党的执政根基。只有不断发展，才能解决前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其次是要努力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我们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按照“职权法定、依法行政、有效监督、高效便民”的要求，努力建设行为规范的法治政府、责任政府、信用政府、有限政府。重点解决好政府管理中的“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按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行政许可法》的内容和要求，制定和完善政府有关法律法规，用制度规范、制约政府及部门的决策行为。同时要强化行政监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第三，要提高保持稳定的能力。要处理和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把握好关键环节。要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要正确处理人民群众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要坚决纠正在征用土地中侵害农民利益、城镇拆迁中侵害居民利益、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侵害职工利益、克扣农民工工资等问题。同时要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矛盾。

    （三）重视能源发展战略，切实解决消费结构升级后的能源供应紧张问题。

    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汽车、高档电器等高档耐用消费品将逐步走入家庭。由于消费结构的升级和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人均能源消费量呈现出大幅上升的趋势。当前从全国来看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主要能源和初级产品、上游产品的供求关系和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能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我国已成为煤炭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石油和电力世界第二消费大国。2003年末以来全国性的电荒就充分警示各级政府必须重视人均GDP过1000美元后的能源需求。目前湖南省尽管已经执行了严格的控电措施，但湖南的电力供应仍然十分吃紧。长沙自2004年12月17日开始，限(停)电线路每天达100条次以上，最大日拉闸达到466条次。城市景观照明、亮化工程和霓虹灯、广告照明一律停止使用。但湖南火电煤炭库存仅够两天，一旦电煤断档，将有可能陷入大面积的停机危险。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阶段的时候，总是会发生能源结构的改变，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工业部门的扩张具有逐步加快趋势，就是通常所说的“起飞”。而重工业每单位产出所消耗的能源是轻工业的四倍，所以在工业化中、后期，由于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加快，带来能源消耗增长速度的加快，因此我省在今后相当时期内都必须高度重视能源问题。

    1、积极倡导节能型社会。目前的电荒是推行节能的最好时期，要法律、国策、政策、体制、技术多管齐下，在全社会倡导一个节能型社会。对高耗能产业要采取急刹车, 强制淘汰消耗高、污染大、质量差的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要进一步推广节能技术，支持采用节能、降耗、节水、环保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产品，鼓励企业单位及居民选用节能设备,并采取减免税、直接补偿等政策，激励企业自觉节能。

    2、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建立竞争性的电力市场。目前的电荒除电力建设投资不足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电价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的，电力企业不能把燃料成本完全转移出去，煤炭企业又不肯让利。因此出现了煤炭企业有煤不愿意卖，电力企业无煤却不愿意买，造成煤电“顶牛”，电力危机。解决煤电困境难题最根本是走市场调节之路，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强计划、强管制的能源发展机制，放松经济性管制而加强社会性管制，鼓励各种投资者进入电力建设中来。

    3、调整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要逐步降低煤炭消费比例，加速发展天然气产业，依靠国内资源满足国内市场对石油的基本需求，积极发展水电、核电和先进可再生能源，初步形成结构多元的能源消费格局，使优质能源比例明显提高。 

    （四）根据消费结构升级的特点，优化产业结构，带动湖南经济结构的全面升级。

    在人均GDP1000美元新的起点上，变动最为激烈的将是消费结构。这时，过去的奢侈品将转化为居民的必需品。住房、汽车、电子通信等消费热点的日益形成，反映出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进而促进投资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变化。服务业将加速发展，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大，经济将向高一级形态迈进。国际经验表明在这一阶段结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被突现出来，这时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靠结构调整的力度来支撑，拉美国家的教训表明，消费结构的升级不能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增长减缓甚至回落就会不可避免，因此湖南避免拉美陷阱就应着力解决产业结构转换滞后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产业结构转换滞后的现象比较突出，产业结构有待升级。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但不是一个强省，农业基础薄弱、结构升级缓慢，缺乏比较优势；第二产业比重比全国低13.6个百分点，工业内部中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增长不协调，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和产品比重不高，缺乏一批代表产业升级水平的新兴产业和企业；第三产业中传统的服务业比重过大，新兴的现代物流、中介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现代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湖南在产业政策的规划和实施上应立足省情，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增强前瞻性，要准确进行湖南的产业发展政策定位，增强湖南产业的市场开拓能力和国际国内竞争力，使湖南产业结构能适应国内外需求结构转换的要求。政府应加强引导，为产业发展的整体推进搞好服务，产业政策实施目标必须明确、细化，要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当前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应以做大做强优势主导产业为核心，重点加快制造业的发展。

    1、制定切合湖南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通过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推动湖南产业布局的优化，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优势企业、优势产业集聚发展。

    2、实施大企业（集团）带动战略，提升湖南工业品竞争力。在产业结构大转换过程中，应推动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国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壮大湖南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承办：核算处
执笔：颜宏晖 唐双全 肖首雄
核稿：周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