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　积极应对调控新模式

　　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当前形势如何判断？宏观经济如何调控？是否重回刺激老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讨论，各种声音弥漫。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既是中央对经济时局的冷静俯瞰，也代表着未来宏观经济调控新的趋势。永州在经济发展新周期的大背景下，如何加强经济新常态的研究，顺应宏观经济调控的变化和要求，主动作为，在调整中转型，在转型中升级，推动经济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道严峻的课题。

　　一、新常态提出的背景和特征

　　“新常态”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提出，用以描述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过程。“新常态”的提法在国内政经界和专家学者中有较高的认可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这一提法统一了思想。同时，中国容忍经济放缓的态度有了基础，调结构的思路再次得到确认。“新常态”的提出，是对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的新认识。

　　（一）全球经济步入新常态。2007年初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结束了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本轮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全球经济进入长期的结构性调整时期。如今，美国的债务危机、财政危机及经济危机虽已不再持续恶化，但远未进入正常增长轨道，或如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所言，美国可能“处于‘长期停滞’时期”。欧洲虽未因债务危机而陷入更深危机，但其经济危机已呈长期化趋势。日本仍难有效摆脱20余年通缩困境，其政府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仍将持续。新兴经济体虽在危机初期有一段令人兴奋的高增长，但因其储蓄与外汇“双缺口”机制普遍未能修正，目前大多陷入经济减速、国际收支恶化、资本外流和本币汇率在剧烈波动中贬值的困境之中。如此乱局，导致全球治理出现真空。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及其机构，不仅面对复杂多样的非传统挑战束手无策，甚至不能有效应对传统挑战。危机中产生的新的治理机制，如某些国际经济合作论坛，虽一度风光无限，但在局面稍缓之后，随即被各种狭隘的国家利益绑架，发展势头不再。总之，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经济增长低水平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产品价格变动不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构成当今全球经济的新常态。

　　（二）中国经济表现出新常态。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也不例外。事实上，中国连续30年的高增长已基本结束，国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次高速增长的平台，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自2010年中国GDP规模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不同于前30年的特征，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自2010年至2012年经济增速连续11个季度下滑，2012年至2013年，GDP年增速连续两年低于8%。

　　经济结构性降速的原因，从经济结构变动角度分析，由于全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制造业，当经济结构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时，中国的总体劳动生产率必然下降，并累及经济增长率下降。从生产要素结构上分析，在科技进步缓慢的背景下出现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增长率的下降，同样会引致全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以及人口参与率下降，随着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规模渐趋缩减，与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同时并存的，将是劳动力成本的刚性上升。需求面的变化也指向新的增长态势。根据社科院的研究报告，2006年以来，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曾有过稳定提高，但是，在2011年达到55.5%的高峰之后，其贡献率一路下滑，2013年降至50%（今年上半年54.4%）。同期，外需对增长的贡献率更是急剧下挫。2010年以后，不仅连续三年为负，2013年更落至－4.4%的新低点（今年上半年-2.9%。相反，投资的贡献率却是上升：2006—2013年的7年里，其贡献率提升了10个百分点以上。这些数据说明：要使我国的经济增长获得合理的需求结构支撑，仍须付出巨大的努力。上述来自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化，共同塑造了全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增长速度可能会比过去10多年有所降低，但与全球范围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有望保持较高水平；推动增长的主要力量，将转向主要依靠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和多元的创新；经济结构也将会发生新的变化，比如，服务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的比重会达到峰值并缓慢降低。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理论支撑。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宣告了世界经济步入“大调整”与“大过渡”的时期。这种大时代背景与中国阶段性因素的叠加决定了中国经济进入增速阶段性回落的“新常态”时期。“新常态”不仅具有坚实的事实基础，还有相应的理论支撑。自2010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在本轮调整中呈现出几个新现象：一是随着GDP增速逐步回落，CPI却保持相对稳定，没有出现整体性通缩；二是随着GDP增速跌破8%的水平，就业水平并没有恶化，反而在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中有所改善；三是很多金融企业的财务指标依然不错，但总体金融风险却在持续上扬。传统的周期理论和发展理论都不能很好解释这三大现象，但潜在经济增长理论与结构理论的新发展却能够充分说明这3个新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主导因素不是传统的总需求不足，而是潜在增速的回落，不是传统的周期性波动，而是结构性的趋势下滑。

　　二、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变化及表现

　　未来的发展中，宏观管理重心将更注重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质量结构、区域结构、金融结构和市场结构等都将发生新的转向，中国经济表现出新的变化和常态。

　　首先，产业结构的新常态。从工业大国转向服务业强国。2013年，GDP中的服务业占比第一次超过了工业。从客观上看，随着收入和资本存量的增长，中国正在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过渡。从历史经验看，这必将明显提升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从主观上看，问题倒逼之下，中央将加大力度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与服务业部门的供给不足并存是核心矛盾。为此，政府一方面将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打好调整经济结构、化解产能过剩这场攻坚战，另一方面，还将加速开放以民营医院、民营银行为代表的服务业部门，扩大供给。

　　其次，质量结构的新常态。要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生产总值，追求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一是投资挤水分，加快产能过剩领域的去产能，低效甚至无效的过度投资被挤出。二是消费挤水分。八项规定掀起的浪潮狠狠打击了“三公”消费，铺张浪费、无益于人民福祉的消费水分被挤出。三是出口挤水分。从外管局20号文开始，中央严厉打击贸易套利，虚假贸易的水分被大幅挤出。这个过程中，政府顶住了出口大幅放缓甚至负增长的压力，展现出非凡的决心。

　　第三，区域结构的新常态。从各自为战转向协同发展。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新一届领导的区域发展思路已经转变，核心是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顶层设计、结构优化、协同发展。在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从点到面，逐步实现“全国一盘棋”的大战略布局。

　　第四，金融结构的新常态：打破金融垄断，让利实体经济。从机构角度看，银行业垄断的局面将被打破，证券业牌照管制逐步放宽，民营资本等各类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均可出资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券商、基金等交叉持牌也正在研究中。从融资方式看，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的比重将显著提高。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的高速增长时代将结束，证券、私募等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从利润上看，金融业的黄金时代将逐步终结，让利实体经济、推动转型升级。2013年金融类上市公司利润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比重超过55%，但金融类上市企业数量占比不足2%，可以说，金融机构加重了实体企业融资门槛高、成本高等问题，未来金融机构的角色必须有所调整，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机构改革、业务创新为实体经济让利。

　　第五，资本市场结构的新常态：资本市场将呈现深度分化，表现在主板和创业板市场分化、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板块分化。宏观经济窄幅波动，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主板市场波动幅度或将变窄。以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为代表的创业板，以及具有成长潜力的新三板公司，有望加速经济转型升级步伐。未来，伴随创业板首发、再融资以及新三板转板制度的陆续推出，资本市场各层次的功能更加明晰化，创业板、新三板、场外市场等服务于中小创新型企业的作用更加强化，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凸显，期货、大宗商品、衍生品等市场的金融创新将加快。

　　三、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模式特点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在这种新常态下，未来的发展中，宏观调控的重心将坚持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注重实施定向调控，也就是保持定力、有所作为、统筹施策、精准发力，在调控上不搞“大水漫灌”，而是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更多依靠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的力量，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

　　一是增长目标，“区间运行”。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7月16日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提出了“上限”和“下限”的概念，并且明确表示“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在新一届政府看来，“上限”、“下限”之内都是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只要不超出这一范围，就不用采取应急性政策。当经济运行接近下限时，政策的着力点是稳增长；当经济运行接近上限时，则注重防通胀；当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则加大改革力度，调整结构。

　　二是改革开放，提质增效。改革和开放，一直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支撑中国经济取得世所瞩目伟大成就的两大因素。对于中国目前经济现状而言，消化以前刺激政策遗留的产能过剩、债务杠杆以及房地产泡沫的确极为痛苦，但这是倒逼中国走上真正的改革正道，推动经济转型的唯一正确的选择。新一届政府在行政审批制度、企业参与薄弱环节和重要领域投资，减税、金融、自贸区建设等方面采取的改革措施，有利于改革本身推动的制度创新，最终也有利于使改革与稳增长、促发展相结合。如，国务院在2013年就已经完成改革任务的39%，简政放权成为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和宏观调控的“当头炮”；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贸区，标志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三是双向管控，激发活力。着眼于调整结构，为未来经济增长培育后劲的宏观经济政策，可概括为“宏观稳定、微观搞活”。这种政策转变的核心便是，从注重需求管理转向注重供给机制的培育，转向注重激励、效率、竞争、生产率以及资本形成等有利于提高潜在产出的因素。新一届政府主动渐进改革，在增长中解决问题，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双向发力，充分发挥“中央改革，地方创新，个人创业”的新三驾马车作用，即中央改革解放供给约束、地方创新落实制度供给、个人创业提供市场基础与需求稳定的良性循环。在发扬以往需求侧调控的同时，更为精准地在供给侧做文章。政府的手缩短了，企业的手延长了，调控与释放微观活力结合起来。

　　四是定向调控，预调微调。政府在区间调控中更注重定向调控，瞄准突出问题确定“靶点”，在精准、及时、适度上下功夫，强化“定向宽松”与“定向收紧”相组合的结构政策。如货币政策在保持总量稳健的基础上，对“三农”和小微企业进行定向宽松，对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进行定向紧缩。发挥作用时注意重点与选择性，对薄弱环节、重要领域，例如中西部铁路建设、棚户区改造、农村基础设施等，不能完全由市场做好的、不能由单个企业做好的，政府来做。

　　五是底线思维，防范风险。目前中国不仅处于“三期”叠加期，同时也处于房地产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货周期以及固定投资周期叠加，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加大宏观调控难度。在一个实际与潜在增速都存在易变性的时期，政府实行底线管理，即既要守住就业的底线和通胀底线，又要守住风险底线，以保持宏观经济潜在水平的大致区间和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即7%以上的经济增速、4%的失业率和3%以下的通胀率，经济与社会肌体就处于健康状态，各项改革就可以赢得回旋的空间。宏观调控一方面强调在面对趋势性回落过程中保持定力，切忌草率启动强刺激政策，另一方面还要强调底线管理、风险防范，例如防范地方债务、网络金融、影子银行，甚至是在公共投资领域中，有长期的风险防控意识。

　　六是政策托底，惠及民生。社会政策托底，就是保基本，是宏观调控方式的一大创新。当前国家正以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为核心，不断深化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等领域改革，从顶层设计上构建、完善基本民生保障体系，让改革成果惠最广大群众。今年以来，政府在建立和完善与适应经济发展水平、覆盖城乡的社保体系取得明显成绩，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超过700万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增加307万人，尽管一些企业可能出现了较困难的局面，但是劳动者没有像国际金融危机时那么有压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着力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加强财政资金预算管理，在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的背景下，把钢用在刀刃上，加强生活困难群众的生活保障，“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要过紧日子”。

　　四、新常态下宏观政策对永州发展的影响

　　党中央、国务院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实施了预调、微调，在坚持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定向调控，出台一系列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彼此相互关联，既是促改革的措施也是稳增长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跟结构调整结合在一起，既利于当前又利于长远，政策效应正在显现。新常态下的宏观政策将对永州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同时也将面临严峻挑战。

　　（一）有利因素，为稳增长提供预期和活力

　　一是稳定经济增长预期。当前中央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这将为我们实现年度发展目标提供稳定的预期和创造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从而为顺利完成“十二五”规划乃至“十三五”规划奠定基础。上半年，全国经济环比增长2.0%，全市经济同比增长9.0%，呈稳中有升态势。

　　二是经济体制改革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国务院转发的发改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实施，将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坚持放管并重，实行宽进严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当前工商审批制度改革来看，全市上半年共新登记市场主体12504家，注册资本110.93亿元，同比增长30.3%、159.6%。其中私营企业设立1623户，注册资本83.48亿元，分别增长87.4%、252.8%，改革对市场活力的释放开始显现。

　　三是新型城镇化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内需是永州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城镇化是四化进程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为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创造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目前我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41.3%，低于全国城镇化水平12.4个百分点，也低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60%的目标要求，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也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这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四是开放承接具有更广阔空间。国家实施的大开放战略和促进产业转移及重点产业布局调整的政策措施，加快区域紧密融合、产业合理分工和要素自由流动，有利于拓展发展新的空间。永州处于“一带一部”重要位置，交通改善明显，特别是高铁开通标志着进入高铁时代，将更广泛、更便捷地对接珠三角、长三角和上海自贸区。

　　五是宏观政策将获得更大支持。从财政政策来看，今年国家将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规模，这为我们争取中央财政支持，缓解基础设施、农业水利等建设资金紧张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货币政策来看，今年国家仍将M2预期增速设定为13%左右（今年上半年为14.7%），这也有利于继续保持货币信贷和融资规模的适度增长，为经济社会发展筹集资金。从产业政策来看，永州是重要的粮、生猪油等大宗农产品生产大市，在国家将以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的支农惠农政策下，将能获得涉农政策和资金支持。

　　（二）不利方面，自身不足将成发展瓶颈

　　一是区域边缘化趋势加重。永州东连郴州、衡阳，南临广东清远，西邻广西贺州、桂林，北接邵阳、祁东，是湘、粤、桂三省区交界之地，是沿海的内地，内地的前沿，省际区位优势明显，但在国家新的区域发展战略下，区域边缘化趋势加重。首先，从国家战略层面看，国家重点打造上海自贸区和两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尽快挖掘新的红利。永州与上述重点经济区域有着较大空间距离，连接或融入其发展空间有着先天条件制约，也被排在相关政策重点扶持对象之外。其次，在湖南发展的三大战略版图上，全省集中力量在长株潭建设长株潭城市群，资源开发、产业布局、设施配套、市场体系等重大问题得到省里更多支持；在大西部开发战略把大湘西建设成全国重要的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带和面向西部的区域商贸物流中心，我市仅有江华一县入列，参照享受相关政策；在湘南区域发展上，衡阳、郴州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先行一步，在“一点一线”发展中战略上占尽先机，更是拉开了与永州的距离。

　　二是转型升级压力加大。从经济结构来看，一产业比重高居不下，二产业进程缓慢，第三产业低端低效，推进新型工业化任务艰巨，培养现代服务业任重道远。从工业产业结构来看，全市工业总产值规模不足千亿，总体发展依赖少数骨干企业，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龙头企业太少；大部分企业位于产业下游，竞争力不强，增加值率偏低；占全市三分之一工业产值的六大高耗能企业产品精深加工不足，品质效益不高，大量生产企业处于国家产业政策调整范畴。从企业主体来看，规模不大，目前，尚无一家产值过百亿的企业，过5亿元企业9家，占比不到全省的百分之一；新型工业化指标领先的企业全市仅有1家。

　　三是投资拉动减弱。永州属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近年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在50%左右。国家新的投资政策由政府投资为主向政府、社会共同投资转变，投资重点领域定向为铁路、棚户区改造、水利、生态环保等，而我们在此方面优势项目不多。同时，扩大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急需的公共产品服务供给，自身财力不足。

　　五、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应对新调控

　　新常态，引发新的变化。面对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们要因变思变、求变，积极顺应新变化，在国家新一轮宏观调控中，主动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扎实推进全面小康建设。

　　（一）转变观念，适应新常态。新常态，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新形势下的中国经济的判断。位于新常态下我们应该“战略上保持平常心态，战术上积极应对”。要转变观念，树立新常态下的创新思维，以新常态的主动性去积极应对，时刻保持进取之心，就一定能够将经济复苏缓慢之“痛”，转化为积攒创新发展成果之“乐”。一是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在为盲目追求GDP增长的行为和理念降温，这一破一立，是将“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是硬道理”。纠偏唯GDP政绩观,但这并不是不要经济发展，不要GDP。对此，我们要正确理解。对永州而言，当前是全面建设小康永州的推进关键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最大短板和最大制约仍是经济欠发达。所以说，经济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同时要提升发展质量。二是要主动作为。不能误以为经济进入新常态，放弃了立竿见影的强刺激手段，我们就只能无为而治了。而是要转变思维方式、创新工作方法，树立抓民生就是抓经济、抓环保就是抓经济等新理念，拓宽抓项目建设视野和内涵。探求永州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使中长期发展与有效激发释放内生潜力活力相结合、使经济增长质量真正提高、使强调多年的调结构转方式成为现实、使发展瓶颈和深层次矛盾得到解决。这是我们的根本出路所在，也是我们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必由之路。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做好这些工作，不停滞、不等靠、不懈怠，我们完全可以在“新常态”下异军突起，实现赶超目标。三是树立质量效益观。转变数量型增长思维，向改革要动力，从发展质量上下功夫，着力盘活存量、扩大增量、提高质量，在推进转型升级中加大稳增长力度，实现“三量齐升”。如，造成环境污染的项目坚决不引，投资产出效率低的项目坚决不上，注重环境资源保护、投入产出效益。

　　（二）强推改革，落实新政策。当前，改革是经济工作的最大亮点、也是最大难点。一是正确传导。当前，国家已陆续出台系列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政策措施，我们不仅要认真研究和准确把握，更要不折不扣地予以全面贯彻落实到位，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二是扎实推进。全面落实行政体制、经济体制、财税体制、国企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当前，要加快农村土地确权、行政审批体制改革，落实对农业、小微企业、服务业降税降负和定向降准等措施，金融资本向实体经济倾斜，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三是对接配套。依据市情制定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发展赢得先机。如，加强民间投资政策的研究和落实，对相关政策措施进行全面梳理和完善，积极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创新地方融资方式，增强“造血”和“输血”功能；争取产业承接政策，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出台棚户区改造、强化“三农”资金支持具体措施等。

　　（三）培育产业，增强新动力。一是加快新型工业产业培育。第一，坚持走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引导优势特色产业壮大升级，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逐步培育形成引领永州经济发展的工业主导产业。如，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第二，鼓励发展创新型企业。从宏观层面来讲，要建立全市工业创新发展战略和创新计划，在体制、制度、管理上予以扶持和鼓励，真正形成全民创新的氛围。从微观层面来看，鼓励企业自我创新，在产品研发、技术提升、管理提升等多个领域与层面进行创新。通过两个层面的创新，使得工业在“新常态”下，不再仅依靠数量、规模，而是在技术、质量、品牌、效益等方面开展有力竞争。第三，发展总部经济。总部经济是体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标杆之一，它的发展能为本地区带来更多关注和良好口碑，形成品牌效应，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总部经济发展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这也是改善因营改增带来减收的重要措施。二是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服务业具备提升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劳动密集有利增加就业、促进居民收入增长、提升消费与投资合理化等优点，是经济高层次发展的必然选择。第一，大力发展金融、物流、科技等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工业竞争力和提供配套服务。第二，积极发展文化、体育健身、旅游、教育培训、社区服务、物业管理等需求潜力大的产业，适应城乡居民生活需求和消费结构升级趋势。第三，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推进连锁经营、特许经营、物流配送、代理制、多式联运、电子商务等组织形式和服务方式的发展。第四，组建大型服务企业集团，促进服务业的集团化、网络化、品牌化经营。

[供稿：永州市统计局段灵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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