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人口规模现状和发展趋势

　　长沙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构建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根据《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的定义,国家中心城市是现代化的发展范畴,是居于国家战略要津、体现国家意志、肩负国家使命、引领区域发展、跻身国际竞争领域、代表国家形象的“特大型”都市。《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年)》(2014年修订版)提到,长沙至2020年将建成为一个能承载千万级人口规模的大都市。城市人口规模对一座城市的吸纳、承载和辐射能力来说十分重要。客观分析长沙人口规模现状和发展趋势,与国家中心城市及同类城市进行比较,分析长沙人口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原因,提出相关对策建议,是加快创建国家中心城市的客观需求。

　　一、长沙市人口规模现状

　　(一)常住人口情况

　　2016年长沙市常住人口764.52万人,占全省6822万总人口的11.2%。男女人口比例102.1%,城镇化率75.99%。其中市区总人口411.64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53.8%。芙蓉区57.58万人、天心区64.34万人、岳麓区83.79万人、开福区62.16万人、雨花区83.64万人、望城区60.13万人;三县(市)总人口352.88万人,为全市总人口的46.2%。其中长沙县94.58万人、宁乡县126.56万人、浏阳市131.74万人。

　　1、人口年均增量扩大。2001-2016年,长沙常住人口增加150.65万人。其中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为613.87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为704.07万人,十年年均增加9万人;2016年为764.52万人,2011-2016年年均增加10万人,近六年比前十年年均多增1万人。

　　2、老年人口比重逐年上升。2016年末,长沙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达131.53万人,比2010年的96.09万人增加35.44万人,年均增加5.91万人,老年人口比由2010年的13.6%提高到17.2%,超过城市人口老龄化标准7.2个百分点。1991-2000年,老年人口占比提高2.1个百分点;2001-2010年,老年人口占比提高2个百分点;从2010年开始,老龄化程度明显加剧,2011-2016年老年人口占比提高3.6个百分点,六年时间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前两个10年。老龄人口增加、人口老龄化程度步伐加快对政府财政负担、劳动力资源供给以及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需求等产生较大影响。

　　3、劳动力年龄逐步走高。近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长沙市劳动力人口(15-59岁)年龄结构在逐年老化。15-34岁人口由1990年的58.6%降至2010年的47.3%;35-44岁人口由1990年的21.4%升至2010年的25.3%;45-54岁人口由1990年的13.9%升至2010年的19.2%;55-59岁人口由1990年的6.2%升至2010年的8.2%。15-34岁最年轻年龄段的劳动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其他年龄组的比重均在上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100个劳动力中有6个处于退休年龄,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100个劳动力中已经有8个处于退休年龄。2010年-2016年外来青壮年劳动力规模虽有所扩大,但从相关资料看,劳动力年龄走高的趋势仍在继续。

　　4、流入人口大于流出人口。

　　(1)长沙是湖南唯一的人口净流入城市。长沙作为湖南的省会城市,具有较强的人口吸引和承载功能,是湖南省唯一的人口净流入城市,且净流入规模呈持续扩大之势。2011-2016年年均净流入人口量(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大于2001-2010年水平。2001-2010年长沙市年均增加净流入人口2.33万人,2011-2016年年均增加净流入人口2.43万人,比前十年多0.1万人。

　　(2)外来建设者湖北居多。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长沙总流入人口197.83万人,占常住人口(704.1万)的28.1%。其中省内流入人口占流入人口的88.3%,省外流入人口占流入人口的11.7%。省内流入人口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力受城镇经济的吸引,从其他市州或本市偏远地区而来,但也有一部分是市区内跨街道流动人口【1】。如果剔除“市区内人户分离人口”31.01万人,长沙实际发生的外来人口为143.70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0.4%。省外流入长沙人口主要是中南地区以及相邻省份,其中湖北占比最高,达18.0%。其他依次为江西(8.9%)、河南(7.6%)、广东(7.1%)、浙江(5.7%)、四川(5.6%)、福建(5.5%)、安徽(4.9%),以上八个省份共占到省外流入人口的六成以上,达63.3%。

　　(3)流出人口最青睐广东省。2010年长沙流出人口133.74万人,占户籍人口(651.21万)的20.5%,其中113.74万人(占流出人口的85%)集中在省内,20万人(占流出人口的15%)流出到省外。与流入人口类似,省内流出人口也包括了市区内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从流出人口的区域来分析,20万流出到省外的人口中,流向广东省的最多,占流出省外人口的57.3%,其次是浙江(4.7%)、北京(3.5%)、湖北(3.3%)、江西(3.2%)、上海(3.2%)和江苏(2.8%)。

　　(4)流入原因主要为“务工”和“学习”。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长沙流入人口中,迁入的最主要因素分别为“务工经商”和“学习培训”,分别占到所有迁移原因中的38.9%和22.8%。

　　(5)流入人口近八成为青壮年。2010年人普资料显示,迁移人口一般都是青壮年人口,年龄在15-49岁之间的青壮年占到流入人口的79.7%,60岁以上的人口只占流入人口的5.2%。 “务工经商”和“学习培训”两大人口流入动因,决定了流入人口以青壮年为主的年龄结构特点。

　　(二)户籍人口情况

　　2016年末,长沙市户籍人口696万人,其中男性人口349.47万人,女性人口346.53万人,男女比例为100.8%。60岁及以上人口137.18万人,占19.7%。市区人口328.33万人,占47.2%;县市人口367.67万人,占52.8%。

　　1、户籍人口总量增速加快。2001-2016年,长沙共增加户籍人口112.81万人,年均增加7.05万人,年均增长1.1%。2014-2016年户籍人口增长量明显增多,特别是2016年户籍人口增量为15.64万人,增速达2.3%,增量和增速为近年来最高。

　　2、自然及机械增长均为近年最高水平。2016年户籍人口中,出生人口10.35万人,出生率15.0‰;自然增长(出生人口减死亡人口)7.31万人,自然增长率10.6‰。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后,自然增长率大幅提高,达到9.98‰, 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自然增长率达到1990年以来最高点10.6‰。

　　2016年长沙机械增长8.37万人(户口迁入15.52万人,户口迁出7.15万人),机械增长率12.2‰,达到2000年以来最高点。据公安部门分析,机械迁入事由主要为“购房”和“亲属投靠”两大类,其中购房迁入占49.9%,比2015年提高5.6个百分点。亲属投靠占34.3%,与2015年基本持平。近年来长沙户籍政策改革有效扩大了“购房”和“亲属投靠”人口迁入规模和增长速度。

　　3、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更高。2016年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比高达19.7%,比常住人口占比高出2.5个百分点。历年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一直高于常住人口,2010年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就已经达到了16.2%,与2014年常住人口老龄化的水平相当。2016年常住人口老龄化17.2%,低于2012年户籍人口老龄化(17.6%)0.4个百分点。大量的青壮年流入人口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长沙人口老龄化趋势,使老龄化程度至少延缓了四年。

　　二、与国家中心城市及相关城市对比

　　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十分激烈,各大城市对获得这一定位的渴望也表现得强烈而迫切。被明确定位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地方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等八个城市,而长沙、沈阳、南京、西安、杭州、青岛、厦门等城市正在积极争取进入国家中心城市行列。与其他中部省会城市以及沈阳、南京、西安、杭州、青岛和厦门7个城市(以下简称“相关城市”)进行人口和经济的综合比较分析,长沙的优势在于城市面积大,人口密度偏低,城市潜在的承载功能较强,虽然人口规模较小,但近年来人口总量增长趋势较快,城镇化进程逐步提升,经济实力雄厚,以较少的人口规模创造了较多的经济社会财富,GDP总量及增速在各城市中排名靠前,人均GDP、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居中部省会城市首位,城乡收入差距较小,居民幸福指数较高。

　　(一)城市面积和人口比较

　　1、城市面积居中部第一。中部六省会城市中,长沙的行政区划面积最大,为11816平方公里。长沙、沈阳、南京、西安、杭州、青岛、厦门等“相关城市”面积中,长沙居第3位,仅次于杭州、沈阳,其面积相当于近7个厦门。

　　2、人口规模相对较小。2016年中部六省会城市中,除武汉(1076.62万人)外,其他城市人口均在千万以下,长沙常住人口居第4位;与“相关城市”相比,除厦门外,其他城市常住人口差距不大,长沙居第6位。

　　3、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从人口密度来看,2016年中部六省会城市中,长沙人口密度为647人/平方公里,居第5位;与“相关城市”比较,长沙人口密度居第6位。2010年-2016年,长沙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增加了169人。

　　4、城镇化水平居中。2015年长沙城镇化率74.4%,在中部六省会城市中居第3位;与“相关城市”比较,城镇化率排在第5位。近年来随着长沙城镇建设投入的不断加大,长沙城镇道路、公共交通、信息网络和水、电、气、热管网、医疗卫生、教育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城镇化建设整体水平逐年提高,2015年城镇化率(74.4%)比2010年(67.7%)提高6.7个百分点,“十二五”期间年均提高1.34个百分点。

　　5、人口发展趋势较快。2011-2016年,长沙人口年均增长量10.08万人,在中部省会城市中居第3位,次于郑州、武汉;与“相关城市”比较,长沙人口年均增长量居第1位,是沈阳人口年均增长量的3.2倍。

　　(二)经济总量与增幅比较

　　1、经济总量及增幅排名靠前。从各城市经济发展情况来看,长沙经济发展速度较快。2016年长沙市GDP总量为9323.70亿元,在全国26个省会城市中居第6位;2016年长沙GDP比上年增长9.4%,比全国增幅6.7%高2.7个百分点,比全省增幅7.9%高1.5个百分点,在全国26个省会城市中居第5位。中部六省会城市中,长沙GDP总量居第2位,GDP增幅居第2位。与“相关城市”比较,长沙GDP总量居第4位,GDP增幅居第2位。

　　2、人均GDP居中部城市首位。GDP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实力和发展规模,人均GDP则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富裕程度。2016年长沙人均GDP为123681元,居中部省会城市第1位;与“相关城市”对比,居第2位,仅次于南京。

　　3、居民收入居中部城市首位。2016年,长沙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294元,在中部省会城市中居第1位;与“相关城市”比较,居第5位。2016年长沙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448元,在中部省会城市中居第1位;与“相关城市”比较,排第2位,仅次于杭州。尽管长沙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与“相关城市”对比时,排名相对靠后,但在这些城市中,长沙的城乡差距最小,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是唯一一个在2万元以下的城市,只相差1.78万元。

　　三、长沙人口规模扩张中存在的问题

　　长沙作为湖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连续九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应该说对外来人口是有足够吸引力的。但人口发展中也存在瓶颈,如长沙人口规模基数较小,周边聚集的农村劳动力较少,产业聚集效应不明显,高校吸引力不足等等。

　　(一)人口基数历来较小。从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长沙人口规模与已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武汉、郑州,以及目前参与国家中心城市竞争的“相关城市”(沈阳、南京、西安、杭州、青岛、厦门)比较,在这9个城市中一直居第8位。人口增长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自然增长,二是机械增长(迁入)。尽管近六年长沙人口规模发展较快,但由于本身的人口规模不大,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测算,2020年长沙市人口规模将达850万人左右,与千万目标相差150万人。要实现2020年达千万人口规模,2017-2020年年均增加量需59万人,相当于2020年前需要增加4个望城区目前的常住人口总量。

　　(二)周边聚集的农村劳动力相对较少。一是湖南历来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农村劳动力出省打工较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显示,湖南流出省外人口527.27万人,占户籍人口(7078.07万人)的7.4%。2010年长沙流入人口197.83万人,其中省内流入人口(包含县市流向市区)143.70万人。对省内流入长沙和湖南流出省外的人口进行比较分析,省内流入长沙的人口只占省内流出人口的27.3%,不到三分之一,可见湖南省其他市州的劳动力更多的是流向省外。二是长沙周边“卫星”城市较多,吸收了较多的农村劳动力。与人口发展速度较快的郑州比较,长沙周边聚集的农业人口也相对较少。2008年湖南省提出长株潭“3+5”城市群建设,促进了长沙周边“卫星”城市快速发展,对省内其他市州农业人口产生了巨大的分流作用。2010年人普数据显示,跨县市流动人口中,流入长沙的只占全省跨县市流动人口的39.2%,除了长沙外,衡阳、株洲等城市的跨县市流动人口也比较多,占到了全省的23.9%;跨省流动人口中,流入长沙的占到39.1%,株洲等城市的流入人口占到跨省流入人口的28.7%。一方面湖南省内其他市州的人口更倾向于流向省外,另一方面长沙周边有不少“卫星”城市,这些城市周边的农业人口很可能只是从本市的农村流入本市城镇地区,不一定会聚集到长沙来,导致流入长沙的劳动力资源相对匮乏。

　　(三)部分吸引人口因素影响相对减弱。从经济发展和相关统计资料看,2001-2010年是农民工进城、高校扩招、房地产销售带动等常住人口流动的高峰期,2010年后此类因素引起的人口流动相对变弱。人社部门数据显示,2016年长沙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5万人,比2015年减少2万人,农村劳动力存量已经在逐步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口逐年下降。2010年长沙高校在校师生67.79万人,比2000年的23.61万人净增44.18万人,十年间年均增加4.42万人;2015年长沙高校在校师生71.56万人,比2010年增加3.77万人,五年间年均增加约0.75万人,只有前十年增量的六分之一。2000年长沙商品房销售面积93万平方米,2010年全市商品房销售1680万平方米,十年间年均增长为33.6%;2015年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1905万平方米,2010年至2015年年均增速1.2%,年均增幅只有前十年的三十分之一。

　　(四)产业聚集人口效应不明显。从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来看,排在第一位的是“务工经商”。一个地区对人口的吸引首先体现的是就业机会。近年郑州引进了的知名企业富士康,其员工达30万人。武汉东风汽车公司员工数也在19万以上,长沙最大的企业员工仅在7万左右。从2016年联网直报的季度数据来看,郑州、武汉企业户均从业人员在250人左右,而长沙企业户均从业人员不足200人。长沙市场主体整体规模偏小,2015年长沙规模工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超2000万元)企业户数2637家,在中部省会中排名第2,比郑州少93家。虽然长沙企业户数比武汉多226家,但规模工业企业户均产值为4.01亿元,为郑州的74.1%,武汉的78.2%。大企业数量整体偏少,产值100亿元以上的企业长沙有7家,而武汉有17家。服务业方面,长沙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生产初级产品企业多,生产名优特新产品企业少,龙头带动企业偏少,规模以上服务业单位年营业收入过50亿的单位只有4家。

　　(五)高校吸引力不足。人口迁移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学习培训”。与中部城市武汉、郑州相比,长沙高校学生数量排名靠后。武汉是大学之城,高校82所,2016年在校生94.9万人;2016年郑州高校56所,在校学生88.9万人;长沙高校51所,在校学生59.0万人。长沙高校学生数比武汉少36万,比郑州少近30万。其他“相关城市”中,南京和西安的高校在校生都在70万以上。

　　(六)城市承载功能亟待增强。人口的增长既会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会在环境卫生、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各方面加重城市的负担。据相关部门测算,到2020年实现千万人口规模,除去自然增长率带来的人口增长外,共实现农业转移人口237万,为实现这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府需要承担成本931亿元,平均分摊到每年为186亿元。“十二五”期间长沙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年均增长数基本在100亿元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财政承受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从医疗卫生来看,若维持目前每千人拥有医疗病床位9.46张,每千人拥有医生3.62人的平均水平,四年内(2017年-2020年)至少需增加床位9.5万张,医生3.6万人,相当于近五年的床位增量和近六年的医生增量;从教育来看,目前幼儿园平均30人左右一个班,若实现千万人口将增加幼儿9.26万人左右,四年内需扩招3165个班级,相当于近六年的班级增长量;四年内需增加小学学位17万个左右,相当于近八年的学位增量;从城市绿化来看,若维持2016年人均公共绿地面积5公顷的平均水平,预计四年内需增加1221公顷的公共绿地面积,相当于近六年的增量。

　　四、扩大长沙人口规模的相关建议

　　(一)科学规划人口及相关政策。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更需要重视人口质量。一是年龄结构上,多引进年轻人,让人口年龄结构更加合理。2010年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18.8%,即100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19位老年人,近年来老年抚养比逐年提高,若2020年长沙实现千万人口规模,其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至少要达到727万才能恢复到2010年的劳动力供应水平。二是扩大中心城区建设,根据人口迁移流动规律,外来人口通常更倾向于流入繁华的市区。2016年长沙中心城区(含芙蓉区、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人口密度为2929人/平方公里,是全市人口密度的4.5倍,高出目前广州市的人口密度(1889人/平方公里),其中芙蓉区人口密度已达到13491人/平方公里。而望城区、长沙县、宁乡县和浏阳市相对而言人口密度较小,均在全市人口密度平均水平(647人/平方公里)以下。从近六年的人口密度发展趋势来看,主要是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在明显提高。若2020年人口达到千万规模,预计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将达到3832人/平方公里。具体到经济水平较高的行政区域人口将会更加拥挤。要解决人口密度过高带来的各种城市问题,建议扩大中心城区范围,均衡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让人口空间分布更加优化合理。

　　(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要扩大人口规模,根据人口迁移规律,最重要的是加强产业聚集效应,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湖南是传统的农业大省,近年来一直是劳动力输出大省,人口之所以外流,主要是由于本地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来看,第三产业就业弹性系数相比第一、二产业较大,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也最大。从9个城市(武汉、郑州、青岛、杭州、西安、沈阳、南京、厦门、长沙)综合对比来看,长沙经济总量与其他城市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沈阳暂未公布数据)。长沙第一产业增加值绝对额排在第3位,仅次于武汉和青岛;第二产业增加值绝对额排在第2位,仅次于武汉;而第三产业增加值绝对额排在第5位,杭州、武汉、南京、青岛第三产业增加值绝对额均大于长沙。要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就需要加快发展和做大第三产业,补齐现代服务业短板。同时进一步创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包括政策环境、生活环境、休闲环境、管理环境等,吸引省内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和省外各类人才来长沙就业创业。

　　(三)留住吸引各类高校人才。根据教育部门提供的资料分析,近三年不同学历层次毕业生留长就业的占比都有所下降,本科生毕业留在长沙的占比由2014年的36.9%下降至2016年的35.7%,下降了0.8个百分点;硕士毕业生留长就业的比重由2014年的37.9%下降到2016年的36.9%,下降了1个百分点;博士毕业生留长就业的比重由2014年的56.4%下降到2016年的45.3%,下降了11个百分点。建议进一步落实高校毕业生留长政策措施,重点选择高等院校的在校学生,进行点对点的落户政策和就业选择的宣传,吸引高学历、高层次的人才留在长沙工作生活。制定符合长沙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青年人才专项规划,细化人才激励机制,为紧缺人才解决住房安置、子女入学等实际问题。

　　(四)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大量技术人才,目前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长沙春季用工调查结果显示,66.7%的企业需要招聘专业技术人才,较2015年提高13.7个百分点。长沙职业院校有130所,但职业教育在整个社会中处于弱势教育,传统观念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其生源数量日益减少。建议结合长沙产业布局和长沙职业院校的品牌特色,加强职业院校的专业和师资建设,加强校企合作,大力开展产教研合作,为长沙培养产业转型急需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也吸引更多的求学者来长沙学习培训。

　　(五)强化城市人口承载功能。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两个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因素,城市人口的增加一方面会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增加的人口在获得相应福利待遇和均等化公共服务时,政府的各种投入成本也会有所增长。在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基本住房保障、公共服务与市政设施等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成本增加,甚至可能会带来交通拥挤和污染,以及高房价和资源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为解决人口过多带来的城市问题,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2015年公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均明确了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标,以满足解决大城市病的现实需要。在吸引人才,扩大人口规模的同时,需要科学合理地规划和完善城市综合承载功能,将人口规划与城市规划紧密结合起来,顺应人口流动迁移的客观规律,加强城市人口规划与城市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生态环境规划等规划之间的协调。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如加强环境配套措施、医疗卫生水平、教育资源建设等,既要避免因为人口大规模流入,给原有城镇居民生活带来影响,也要保证流入人口真正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从而释放出巨大的产业发展机遇和新兴服务需求,实现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注：【1】市区内跨街道流动人口,属于按《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所界定的流动人口,即“市区内人户分离人口”,这部分人口不是实质意义上的流动人口,他们只是同一个城市内部因为搬迁、婚嫁等原因而形成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相分离的人口。

[供稿：长沙市统计局  丁  伟]
[审核：徐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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