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消费、投资和出口问题研究

　　消费、投资和出口在经济学上被称为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亦即经济发展需要通过这三大需求来拉动，这是从社会最终产品最终使用的角度来看的。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和阶段，三者所发挥的作用也有着明显的差别，从改革开放以来株洲经济发展的历程看，改革初期，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推动了株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的深入，投资的作用不断提升，逐步成为了株洲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目前，株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仍来源于投资。

　　一、三大需求基本情况

　　（一）消费。消费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其状况主要取决于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通常具有相对稳定性。2013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642元，是1978年的48.93倍，年均增长（名义增幅，下同）11.8%，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8477元，是1978年的48.16倍，年均增长11.7%，与城镇居民基本相当。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60.29亿元，是改革初期的174.58倍，平均每年增长17.7 %。从各个时期的情况看，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均在“八五”时期达到高峰，都超过了20%，分别为22.7%、21.8%和23.6%，而“九五”时期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低谷时期，其中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均只有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为10.9%。这一变化趋势与居民收入水平基本保持一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八五”时期最高，为20.6%，“九五”最低，只有5%，农民人均纯收入“八五”时期也达到20.6%的增幅，成为次高点，“九五”时期平均增幅不到2位数，为9.9%，略高于“七五”和“十五”时期，说明在当前社会保障条件下，居民收入状况基本决定其支出状况。

　　（二）投资。投资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株洲固定资产投资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总量由1978年的1.56亿元迅速扩大到2013年的1505.33亿元，平均每年增加42.96亿元，年均增幅为21.7%。其中只有“七五”和“九五”时期投资增幅不到两位数，其他各个时期的增幅均在20%以上，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投资明显加快，每年增幅都超过30%，最快的“十一五”时期平均增幅达到38.2%，这其中与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确保经济稳定增长所采取的扩大内需政策息息相关，2009年全市投资增幅达44.9%，全国增幅为30%，都是期间最快的年份。“十二五”前三年虽然每年增幅仍在30%以上，但已呈回落趋势。2008年全市平均每天投资额开始超过1亿元， 2010年和2012年分别跨越2亿元和3亿元，仅过一年，2013年就上升到了4亿元。

　　（三）出口。出口是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必要途径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2013年，株洲实现进出口总额25.69亿美元，是1990年的35.4倍，年均增长16.8%，其中出口总额19.26亿美元，是1990年的26.55倍，年均增长15.3%，1994年株洲开始出现外贸进口，并快速得到发展，增速远超出口，至 2013年全市进口总额达6.43亿美元，年均增长26.8%，比同期出口增速快13.4个百分点。从各个时期看，“八五”是株洲对外贸易最火热的时期，进出口增幅及出口增幅均达到最高峰，分别达26.7%和23.6%。“九五”开始，对外贸易呈大幅波动回落趋势，特别是出口，基本维持在2-5亿美元之间，最高年份也只有8.1亿美元，平均增幅仅8.3%，比“八五”时期回落15.3个百分点，其中“十一五”仅增长5%。

　　二、三大需求对经济的影响状况

　　首先，从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投资速度不断加快，规模迅速扩大，株洲消费率在波动中整体呈现不断下行的态势，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几乎呈对称的反向变化趋势，投资率在波动中快速上升，净出口率在波动中快速回落。

　　“八五”时期以前，消费率平均都达到了55%以上，“九五”至“十五”时期有所回落，但仍在50%以上，而“十一五”开始回落幅度明显加大，到“十二五”前三年消费率平均只有41.3%。“六五”时期以来，消费率最高的1987年为62.3%，最低的2011年仅39.9%，2006年以前只有一年低于50%，2007年至今没有一年达到50%；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八五”时期以前也都比较平稳，波动幅度很小，“九五”开始大幅波动，投资率由前期的37.1%大幅回落至29.1%，净出口率则由7.6%快速上升至19.3%，分别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与最高时期。“十一五”至“十二五”前三年，两者则出现大幅度的反向变化走势，投资率由“十五”的33.2%快速上升至48.3%和65.3%，并超越消费率，成为经济的主要拉动力量，净出口率由15.5%快速下降至6.3%和-6.6%，已呈净进口状态，2013年全市货物和服务净流入337亿元。

　　其次，从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的贡献情况看，消费对株洲经济的贡献率呈快速回落缓慢回升之势，投资和出口也基本呈反向对称走势，投资的贡献总体在波动中大幅提高，净出口的贡献总体在波动中加速下降，三者在“九五”时期达到贡献力量的均衡状态。

　　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从“六五”时期的最高点74.2%逐步回落至“十二五”前三年的48%，整体回落26.2个百分点，期间只有“十五”超过50%，其余时期都在45%以下，最低的“九五”时期只有31.5%。投资贡献从“六五”的最低点4.7%大幅上升至“十二五”前三年的108.6%，净出口贡献在“八五”时期快速提高，到“九五”时期达至最大，成为这两个时期株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尔后便快速回落，至“十二五”前三年达负56.6%。

　　由此可见，“十五”以前，株洲经济的发展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没有明显的单方力量特征，消费率也一直保持在50%以上。但从“十一五”开始，推动株洲经济发展的动力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投资成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力量来源，投资率呈直线上升，并快速超过消费率，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大幅超越消费。至2013年，全市消费率只有42.5%，投资率则达74.8%，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为50.2%，而投资高达178.6%。

　　三、主要问题

　　（一）投资结构不优，产出效益不高。近年来，尽管株洲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投资增幅持续高速，对株洲经济的快速增长发挥了主导作用，但结构不优、效益不高的问题也较明显。一是项目数量虽多，但普遍规模不大。2013年，全市新开工项目2150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只有70个，占比3.3%，平均投资规模5011万元。2013年工业投产项目达1334个，但其中新投产规模工业企业只有67家，实现产值24.91亿元，占全部规模工业产值的比重只有0.9%，平均规模3718万元。同时，新建项目中新兴战略性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项目不多，大部分是承接产业转移而来，而且只是普通的搬迁，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技术改造，项目质量不高；二是投资总量虽大，但生产性投资（能长期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投资）占比不高。2013年，全市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2.8%，虽然是近年来的最高，但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近2个百分点，显示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三是新增资产虽多，但产出效益较低。2012年和2013年，全市工业新增固定资产分别达649.58亿元和862.76亿元，但全部工业产值分别只增加170.22亿元和338.08亿元。

　　（二）消费难以激发，出口困难重重。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提出了“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的经济发展战略。为此，国家实施了积极的促消费政策，如“汽车、家电下乡”、“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消费的增长，但难以持续，因为它只是促进了远期消费转变为即期消费而已。事实上，在消费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普通居民都会被后顾之忧所困扰，他们的消费欲望很难被激发。即便消费得到了激发，对于株洲这样一座以重工业为主的城市来说，对促消费政策的直接受益程度也很少，所以，“十五”以来，株洲的消费率呈不断加快的下行趋势。而在对外贸易上，由于受国际局势、国际经济形势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也是困难重重，贸易争端持续不断，再加之株洲出口商品中，以原材料、配件及低档次商品为主，竞争优势不强，效益不高。近几年，株洲外贸出口增幅虽然较高，但主要是恢复性增长，总体形势并不乐观，2013年株洲出口增幅又回落至5%，出口总额已由全省第2位退居第3位，出口依存度由1990年的10.8%下降至6.1%，回落4.7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出口总额同比则下降20.8%。

　　（三）收入差距悬殊，社会保障有限。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不同群体之间、行业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悬殊，不少企业管理层收入通常是普通员工收入的好几倍至几十倍，高的甚至上百倍，自主经营者收入普遍远高于普通工薪阶层收入。2013年，株洲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2倍，相比以前年度差距略有缩小，但不同群体之间相差很大，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户的5.87倍，农村居民也达4.97倍。从各行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看，最高行业平均工资也是最低行业的3.11倍。据有关统计资料反映，当前我国大约20%的人群拥有80%左右的社会财富，财富的过于集中不利于消费的增长。2012年，株洲城乡居民人均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分别相差4.87倍和3.97倍，而人均消费支出的差距明显小于人均收入的差距，分别只差3.73倍和1.33倍，充分体现了富人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低于穷人边际消费倾向的规律。而在社会保障方面，近年来虽然范围在不断扩大，但受制于财力的影响，整体力度仍非常有限，人们还不能以此放弃消费之顾虑。

　　四、对策建议

　　（一）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自2007年以来，株洲固定资产投资呈现持续高速增长势头，年均增幅达到38.1%，各年增幅都在30%以上，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高达77.2%，高出全省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然而，随着投资速度的快速增长和规模的迅速扩大，投资效益却在不断下降，投资效益系数由2000年的0.51下降至2013年的0.13，意味着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增加额已大幅减少，说明当投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其效应将逐步减少，投资规模必须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从株洲的历史表现情况看，投资率在30%－40%之间是比较科学合理的，投资率高于50%时，投资效益明显下降。因此，在目前状况下，株洲投资不应再追求有多快的速度，重点是要对投资结构进行优化，按照转型发展、提质增效的目标要求，在保证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需要的前提下，应尽量加大生产性投资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二）调整分配机制，提高居民收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并明确了城乡居民收入要实现“倍增计划”和“两个同步”（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增长与生产率提高同步）、“两个提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目标要求。两年多来，株洲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基本与经济增长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则明显快于经济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劳动报酬增长也略高于生产率的提高，达到了“两个同步”的要求，但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已有面临低于经济增幅及达不到倍增计划的危险，按照株洲2017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居民收入年均需增长10.4%以上才能实现倍增目标，2013年城镇居民收入增幅为10.7%，今年前三季度已降至9.6%，不仅与倍增目标增幅相差较大，而且已低于经济增幅（现价10%）。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基本无变化，也没达到“两个提高”的要求。同时，不同行业间，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仍呈扩大的趋势，2010年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行业是最低行业的2.77倍，到2013年为3.11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任务仍很艰巨。因此，必须加快调整现行分配机制，逐步提高职工的工资水平，特别是普通职工的工资标准，增加居民收入来源渠道，在不断缩小各种差距中使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都能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

　　（三）加大保障力度，激发消费活力。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欲望难以激发的根本原因，除了受收入水平的制约外，社会保障力不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居住等缺乏有力保障的情况下，人们“积谷防饥，养儿防老”的思想观念无法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转变。因此，在当前株洲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保障面已基本实现全覆盖的基础上，要使广大居民的储蓄能力变成现实的购买力，激发起他们的消费活力，必须不断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提高各项保障标准，逐步消除广大居民的后顾之忧，增强他们的消费信心。

　[供稿：株洲市统计局李春荣]

　　[审核：刘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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