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口红利”接近末期 劳动力资源趋紧需引起高度重视

　　“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对儿童与老年抚养和赡养的负担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湖南“人口红利”的形成和全国一样，源于1962-1971期间持续十年超过30‰的出生率和此后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实行，湖南“人口红利”期大致始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期，到目前已有20多年。湖南“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如何应对“人口红利”结束之后劳动力资源相应减少和劳动力短缺等系列人口问题，需要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一、从人口年龄结构看湖南“人口红利”还能走多远

　　劳动适龄人口和劳动力人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口概念。劳动适龄人口是指所有劳动年龄范围内可能的劳动力总量，而劳动力人口是指在一定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和就业要求，从事或能够从事某种职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的人口。从普查数据（文中所有数据按常住人口口径）分析，湖南目前劳动适龄人口和劳动力人口存在以下特点：

　　1、劳动力供给充裕，但增速不断放缓。用普查人口年龄结构数据计算的湖南劳动适龄人口（以国际15～64岁列为劳动适龄人口为标准）显示（见表1）：湖南省拥有十分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且近几十年的数据一直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劳动适龄人口1990年为4029.93万，2000年增加到4454.80万，2010年达到了4770.49万；劳动适龄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从1982年的61.09%，提高到1990年的66.44%，2000年超过70%，2010年达到72.61%。1990年代湖南刚刚进入“人口红利”期，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劳动适龄人口急剧增加，1982年到1990年年均增加91.3万。从1990年到2010年，劳动适龄人口增幅逐步收窄，1990年到2000年年均增加42.5万，2000年到2010年年均增加31.6万。

　　2、劳动适龄人口中低年龄组比重下降，高年龄组比重上升，但拐点年龄后移了10岁。从劳动适龄人口中各年龄段比重看（见表2），基本的规律是低年龄组比重下降，高年龄组比重上升，但1990年到2000年以30岁为拐点年龄，而2000年到2010年拐点年龄为40岁，后移了10岁。说明人口年龄结构受人口生育高峰周期性影响，随着第一、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年龄逐步后移，湖南的中老年人口比重上升，适龄人口年龄构成趋向老化。这里唯一不同的一个特殊年龄组是20—24岁，由2000年的9.07%上升到2010年的11.53%，这段年龄生于1986年到1990年，那时湖南受第二次生育高峰影响，而形成了一个人口出生的小高峰。

　　3、劳动参与率下降，实际有效劳动力总量减少。观察近20年来的劳动参与率（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比重）数据可以看出（见表2），湖南劳动参与率在下降，1990年为81.1%，2000年为77.6%，下降了3.5个百分点；2010年只有71.1%，比2000年又下降了6.5个百分点，下降速度快于前10年。劳动参与率反映的是劳动适龄人口中参与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也就是劳动适龄人口中实际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效劳动力总量。湖南劳动参与率从1990年的81.1%，下降到2010年71.1%，说明劳动适龄人口中有效劳动力人口总量下降了10%。从2010年数据看，湖南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是4770.49万，按照71.1%的劳动参与率，湖南该年龄范围中实际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只有3400万。

　　4、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年龄资料测算，虽然目前湖南尚处于劳动力充裕时期，但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末期，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反映的问题不容忽视（见图）：一是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在2011年将出现拐点。湖南劳动适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在2010年到2012年供给达到峰值4770万后开始逐年下降，2018年前基本维持在4700万，之后甚至将出现大幅度下降的年份；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15年以后将下降到70%以下，2030年将不足64%。二是老年抚养系数快速上升。从总抚养系数看，总抚养系数预计在2013年超过40%，2022年超过50%。未来老年抚养系数将快速上升，2015年超过16%，2020年超过20%，2030年达到26.5%，几乎是2010年的一倍。当老年抚养比达到一个较高水平时，则预示着“人口红利”的结束。三是“人口红利”将在2015年到2020年逐步消失。未来随着劳动适龄人口的逐步减少和老年抚养系数的迅速上升，湖南的“人口红利”期也将接近尾声。湖南在“人口红利”初期的1990年总抚养系数为50.52%，老年抚养系数仅8.42%，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66.44%；而预测2020年总抚养系数接近50%，老年抚养系数达到20%，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67%。比照这几组数据，说明湖南“人口红利”已经处于末期，并将在2015年到2020年逐步消失。

　　二、“人口红利”末期和结束后面临的问题

　　1、刘易斯拐点出现，劳动力短缺，劳动力供需不对等

　　与“人口红利”概念相对应的是“刘易斯拐点”理论，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的变化。其最重要的转折标志，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在人口红利初期，湖南劳动力供给量年均增量在90万左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这种状况维持了近20年。据测算，湖南劳动适龄人口将在2010到2014年形成一个高峰期，劳动力供给量约在4750—4770万，但随后将逐年减少，甚至将出现大幅度减少的年份。因此湖南“刘易斯拐点”将在这几年中出现，在经历这个转折点后，湖南劳动力将从无限供给转到相对平衡，随后面临劳动力绝对数量减少，局部行业劳动力短缺，整体劳动力供需不对等的局面。近几年湖南“用工难”“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从一个方面说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初现端倪。

　　2、劳动年龄人口构成后移，从业人员平均年龄上升，劳动者年龄结构老化

　　从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个普查年份从业人口的年龄构成，我们计算了各职业就业者的平均年龄指标（见表3）：从业人员的平均年龄1990年只有33.74岁，2000年提高到38.43岁，2010年提高到40.44岁，20年间上升了6.7岁。如果说1990年到2000年的提高是由于低年龄组的大量入校，那么2000年到2010年的提高则标志着湖南就业人口已经出现老化的趋势。由于劳动适龄人口年龄构成的后移，直接导致参与经济活动的从业人员平均年龄上升，使得就业人口老化。从七个大的职业归类看，只有“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平均年龄下降，2010年比1990年下降3.06岁，比2000年下降1.08岁。其他六大类职业的平均年龄上升最快的是“农林牧渔水利业”、“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2010年分别比2000年提高了4.34岁、2.23岁和1.63岁。

　　3、老年人口数量急剧增加，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养老问题迫在眉睫

　　人口老龄化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而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必然变化。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为控制人口的急剧增长，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则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按照国际上划定的老年化社会标准测算，湖南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于1998年达到7%而进入老年型社会，2000年普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7.47%，比1990年提高了1.88个百分点，2010年普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9.77%，比2000年提高了2.3个百分点，近10年老年化进程明显加快。目前湖南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将提前达到，老年人口绝对数量急剧增加。2010年湖南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641.94万，预测2015年达到774万，比重过11.4%，2020年达到943万，比重过13.5%，只有短短的10年时间，湖南将比现在增加300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老年抚养系数达到20%，这意味着到时湖南总人口中每7.4人中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每5个劳动力需供养一个65岁以上老人，“未富先老”状况下的养老问题更为突出。

　　三、未雨绸缪，积极筹划“人口红利”退尽后对策

　　人口问题是一个战略性问题，某一个时期的人口年龄构成直接关系到现阶段和未来的人口、社会、经济发展大局。研究人口年龄结构，未雨绸缪科学统筹，积极应对未来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完善与人口相关的政策，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对策之一：提高劳动适龄人口增加速度，使产生劳动力的源头扩大

　　“民工荒”“用工难”表现出的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随着中国人口转变早已进入低生育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减慢。近几年湖南净流到省外半年以上的农民工数量基本维持在500多万，再没有可以增加的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农业剩余劳动力接近于吸纳殆尽，当农村向外转移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不足以补偿城市和非农产业的需求量时，必将出现劳动力的短缺，这也预示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

　　劳动力供给的基础是劳动年龄人口，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我们认为先行的考虑是从产生劳动力的源头着手，可以考虑在局部地区或者局部人群中放宽二胎生育政策。根据人口发展状况，重新评估现有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并做适时的调整，湖南实际上从2007年就已经开始了。这一年《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符合二胎生育政策的育龄妇女生育年龄和生育间隔取消，使政策性的二胎生育时间提早。我们认为目前还可以考虑全面放开农村地区的二胎生育政策，或者在经济发达地区试点实行二胎生育政策。出生人口的增加是直接提高劳动适龄人口增加速度，扩大未来劳动力供给量的最有效途径。其次要制订劳动力引进机制，吸引外省劳动力和本省外出劳动力回流。据专家学者预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从增长到下降的拐点将出现在2014年，而湖南拐点将提早在2011年出现。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湖南是一个劳动力输出大省，2010年流到外省半年以上人口中，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占了89.7%，如果能够使这部分外流到省外的劳动力回流，同时制定劳动力引进的优惠政策，吸引外省劳动力来湖南工作，那么可以缓解湖南劳动力供需的矛盾。

　　对策之二：延长劳动力人口在劳动力市场时间，使有效劳动力的范围扩大

　　“人口红利”初期，劳动力需求呈现供大于求，我们实行的是让低年龄人群进入学校就读，保持低年龄组劳动参与率较低水平状况，从1990年到2000年的劳动参与率数据反映了这一政策的效果。而在“人口红利”末期，在面临劳动力短缺则要实行相反的策略，即维持或者保持高比例的劳动参与率，使得同样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下，保证有效劳动力即经济活动人口达到最大的范围。

　　目前湖南劳动参与率为71.1%，和2000年比较，各个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都在下降，未来在劳动适龄人口减少的局面下，必须维持70%的劳动参与率不再下降。一是可以考虑修改在校学生的学制，缩短低年龄组在校学习时间。目前我国在校学生如果从小学到本科毕业需要16年，按正常的入学和升学时间计算，一个本科毕业的年轻人要22岁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如果是读到硕士或者博士毕业，则需要到25岁和28岁才可以进入劳动者行列）。目前西方国家在面临劳动力短缺时，纷纷缩短本科和研究生学制为3年、2年，我们也可以参照这一做法。同时可以考虑将小学学制从六年缩短到五年。二是发展职业教育，加快低年龄组人口尽早进入劳动力市场。我国在2000年前后经历了大规模的专科升本科，院校合并为大学后，高校持续扩招。而最近的一次1990年代末生育小高峰期出生人口也陆续步入高校，未来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生源的不足，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因此可以考虑将已经显示出生源不足的高校改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中生源不足的改为职业中学，为企业直接培养蓝领工人，这样低年龄组人群可以提早2—4年进入劳动力市场。三是调整部分行业退休年龄，延长劳动者就业时间。调高退休年龄是西方国家应对劳动力短缺的策略。2007年，日本面临战败后第一次“婴儿潮”人口集体退出劳动力市场，在政府的积极操盘下，日本国会迅速通过《高龄者雇佣安定法》修改法案，将雇佣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暂时解决了可能出现的企业人员大量退休的问题。目前美国、德国、瑞典、澳大利亚和比利时等国的退休年龄也调为65—67岁。按照我国的规定，劳动力退休年龄为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部分劳动强度大的行业有提早5年的规定），那么劳动者平均从业时间不到38年。可以考虑在高校科研等脑力劳动者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或者企业高级蓝领工人中，推迟劳动者的退休时间到65岁。

　　对策之三：积极探索制定劳动力发展战略，使劳动力使用达到最大化

　　2005年到2010年，湖南省ＧＤＰ以平均每年14%的速度递增，其中2008年、2009年、2010年连续三年总量排位全国第十。未来湖南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需要有足够的劳动力做支撑，在“人口红利”末期，我们要积极探索相应的劳动力发展战略，制定劳动力发展的长远战略，在劳动适龄人口增长有限或者减少的状况下，让有限的劳动力达到最大化利用。

　　分析探讨劳动力现状和劳动力供求关系，未来湖南劳动力的短缺，有“人口红利”末期存在的绝对数量的短缺，也有因劳动者技能缺失而引起的结构型短缺。我们认为未来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把发展的轨道转到质量和效益上来，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尽可能的少用劳动力，减少劳动力需要的绝对数量。二是注重劳动力素质的培养。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技术的培训。劳动力素质低，造成劳动力供给质量和需求质量之间不匹配，只有劳动者素质提高了，才能缓解劳动力的结构型短缺。三是合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从2010年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仍为22%，尽管这部分人属于非劳动适龄人口，但由于多个行业对老年劳动力的需求量增长，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保持了较高的比例。目前很多单位对退休人员实行返聘，使得大批应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在继续工作，这实际上是一种老年人力资源的再利用。

承办：人口和就业统计处
执笔：邓  艳
核稿：李跃辉
责编：黄湘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