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以珠江三角洲、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例子来分析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珠江三角洲、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的城镇化率与经济、社会和民生等指标数据为样本，通过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线性、复合、增长等模型分析以及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比较研究。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区域集聚能力、创新能力、辐射能力和示范作用越来越强、工业规模越来越大以及优势越来越明显。 

　　一、区域经济发展典型代表的基本情况 

　　（一）珠江三角洲概况 

　　珠江三角洲毗连香港、澳门，珠江纵贯其整个地区，水陆交通极为发达，具有相当优越的地理条件。珠江三角洲覆盖的空间地域范围包括广州、深圳两个副省级城市，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５个地级市和肇庆、惠州等县级市。其土地面积为5.4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0.57％；2011年年末常住人口为5646.5万人，占全国的4.19％，城镇化率为83%；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3720.86亿元，占全国的9.2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77637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21倍。 

　　（二）武汉城市圈概况 

　　武汉城市圈位于湖北省东南部，以省会武汉市为中心，由武汉及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等8市构成区域经济联合体，地处我国东西、南北两大发展轴线——长江经济带及由京广铁路、京珠高速组成的“十”字形一级发展轴线的交会处。武汉城市圈是湖北省产业和生产要素最密集、最具活力的地区，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该区域总面积5.81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31.2%；2012年总人口3000多万，占全省一半以上，城镇化率为58.3%；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871.37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5378元，超全省平均水平17.6%。 

　　（三）长株潭城市群概况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东北部，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两两相距不足40公里，属于典型的“经济增长三角”，且三个城市同为湖湘文化的发源地。区域内京广、浙赣、湘黔、湘桂等铁路干线交汇，京珠、上瑞高速及106、107、319、320四条国道贯通，水运内联湘资沅澧、外达长江。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所辖行政区域国土面积2.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13.3%。2012年末总人口1383.42万人，占全省的20.8%，城镇化率为63.4%；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444亿元，占全省的42.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68506元，为全省平均水平的2.05倍。 

　　二、城镇化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分析 

　　（一）城镇化加速区域经济的发展 

　　1、增强区域聚集能力 

　　城镇化具有高度的聚集性，是区域人口、经济、信息、技术、活动等的集中地，集中程度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而提高。城市化进程加速时期所面临的“红利”主要来源于城市聚集效应。城市的聚集效应主要包括：产业聚集和人才聚集。 

　　产业聚集。由于城市的发展有利于吸引企业投资，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企业在城市聚集，他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就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其成本随着彼此产量的增加而减少。进而形成规模经济，提高效益，城市经济反过来又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关于产业集聚程度的测度主要用的方法有：行业集中度、赫希曼—赫佛因德指数、哈莱—克依指数、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空间集聚指数等。而本文选用部分GDP占全部GDP的比值方法来计算各区域产业集聚总水平。

　　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珠江三角洲和长株潭城市群的聚集总水平随着城镇化率的逐年上升也逐步上升，说明随着城镇化不断提高，区域经济聚集能力也越来越强。 

　　人才聚集。城市通过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建设实现了对人才的聚集。人才的聚集会给城市带来先进的科学理论知识和技术，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下面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长株潭城市群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数由2005年的54.8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71.5万人，年平均增长2.4万人，说明随着城镇化不断提高，区域人才聚集能力越来越强。 

　　2、扩大区域规模工业 

　　城镇化不断发展，人口集中和生产要素集聚形成越来越大的规模，生产者和居民可以充分利用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产品和市场的集中满足了企业的这种不断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需求。本文选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与城镇化率的线性回归来分析城镇化率与规模工业的关系。

 

　　由图3、图4和图5可以看出，珠江三角洲、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率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有高度线性相关，说明随着城镇化不断提高，区域中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不断增加，工业企业的发展规模也将不断扩大。 

　　3、提升区域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是指区位的综合资源优势，即某一地区在发展经济方面客观存在的有利条件或优越地位。其构成因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以及社会、经济、科技、管理、政治、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珠江三角洲的区位优势明显，毗连香港、澳门，珠江纵贯其整个地区，水陆交通极为发达，具有相当优越的地理条件。在武汉城市圈中，京广、京九铁路在武汉交汇，形成沟通华北、西南、中南、华东地区的铁路网络。京珠、沪蓉高速公路在武汉交汇，武汉至广州的高速铁路客运专线4小时可抵达广州。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与长江水运"柔性联运"的出现，将使武汉作为中国内陆市场枢纽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以武汉为圆心，以1000公里半径画圆，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大城市都在其中，武汉因此被誉为进入中国内陆市场的金钥匙。长株潭城市群是由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构成的城市群，该地区在空间上相互交叠，呈“品”字状分布，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具有不可分割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使这一地区成为湖南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通最发达的“金三角”地区。总体来讲三大区域水陆空运输非常便捷，对区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SPSS软件重点对珠江三角洲和长株潭城市群内公路交通情况进行研究。 

　　从图6和图7中可以看出，珠江三角洲显著性非常明显，R的平方为0.977，长株潭城市群显著性比较明显，R的平方为0.892，主要原因是长株潭城市群属于城镇化加速时期，对交通等基础性建设投入比较大。珠江三角洲每提高城镇化率一个百分点，公路通车里程就增加1105.487公里；长株潭城市群每提高城镇化率一个百分点，境内等级公路里程就增加1786.406公里；说明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区域，区域的公路里程会越长，交通会更加便捷，区位优势就越明显。 

　　4、发挥区域示范作用 

　　《2010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指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跻身于国际公认的6大世界级城市群。《报告》中提到的“23个”城市群中，15个为达标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海峡西岸、长株潭、武汉、成渝、环鄱阳湖、中原、哈大长、江淮、关中、天山北坡城市群。8个为非达标城市群：南北钦防、晋中、银川平原、呼包鄂、酒嘉玉、兰白西、黔中和滇中城市群。到2012年年底，已经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国家级城市群以及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为代表的30多个中小城市群。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形成了大河西、云龙、昭山、天易和滨湖等5个示范区，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充分发挥了示范作用。为了说明城镇化对城市群的示范作用，选用城镇化率与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这两个指标进行复合模型分析。 

　　由图8、图9和图10可以看出，珠江三角洲、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的城镇化率与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呈现复合增长模型，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快速增长，各地区争相效仿城市群的城镇化模式以提高财政收入，在短短几年内就迅速出现了30多个初具规模的城市群，这说明随着城镇化不断提高，区域都向大中城市群方向发展，城市群的示范带头作用不断显现。 

　　5、拓宽区域辐射能力 

　　区域辐射能力主要是指在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和地区的综合影响能力和发展带动能力。在各城市群城市化持续、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各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因此，研究各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对推动城镇化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三大区域的6大城市进行系统分析研究。把城市经济辐射效应分为经济综合实力的辐射、产业发展高度辐射、基础设施辐射、科学教育辐射以及对外开放程度辐射等5大指标。对各级指标的权重进行赋值（见表1），最后计算得出各市辐射力得分及排名（见表2）。 

表1　  6大城市经济辐射效应及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经济综合实力辐射（0.35）	经济总量辐射（0.7）	地区生产总值（0.3）
		地区人口总量(0.25)
		固定资产投资(0.15)
		消费品零售总额(0.1)
		财政收入(0.2)
	人均经济水平辐射（0.3）	人均GDP(0.35)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0.2)
		人均财政收入(0.25)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0.1)
		城镇人均消费支出(0.1)
产业发展辐射（0.15）	产业结构辐射(0.5)	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0.3)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0.2)
		第二、三产业的比值(0.5)
	企业辐射(0.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0.35)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0.65)
基础设施辐射（0.2）	交通辐射(0.25)	客运量(0.6)
		货运量(0.4)
	城市建设辐射(0.25)	市建成区面积(0.5)
		城市绿化面积(0.2)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0.3)
	资源辐射(0.25)	供水总量(0.5)
		全社会用电量(0.5)
	通讯设施辐射(0.25)	固定电话用户(0.2)
		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0.4)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0.4)
科学教育医疗辐射（0.2）	科技投入辐射(0.3)	科学技术支出(0.6)
		科学技术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0.4)
	劳动者素质辐射(0.4)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0.6）
		高等学校数(0.4)
	医疗辐射(0.3)	医院、卫生院数(0.4)
		医生数(0.6)
对外开放辐射（0.1）	利用外资辐射	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

表2　  6大城市经济辐射力得分及排名
城市	经济综合实力 辐射	产业发展 辐射	基础设施 辐射	科学教育医疗 辐射	对外开放 辐射	总计	排名
广州	0.534	0.181	0.364	0.300	0.158	1.536	1
深圳	0.549	0.227	0.376	0.172	0.170	1.494	2
武汉	0.409	0.131	0.218	0.279	0.139	1.177	3
长沙	0.354	0.133	0.133	0.212	0.096	0.928	4
株洲	0.140	0.118	0.066	0.178	0.018	0.521	5
湘潭	0.114	0.111	0.042	0.060	0.018	0.344	6
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2年》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广州市的辐射力综合评价最高为1.536，其次是深圳为1.494，武汉为1.177，长沙为0.928，株洲为0.521，湘潭最低为0.344。可以看出，城镇化率比较高的广州和深圳辐射能力较强，而城镇化率比较低的株洲和湘潭辐射能力较弱。说明城镇化越高的城市辐射能力越强，城镇化较低的城市辐射能力也较低，各城市城镇化率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辐射能力。 

　　6、强化区域技术创新 

　　城镇化和技术创新过程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其他要素密切相关，理论上说，城镇化能够产生正向的技术创新效应，即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会不断提高，生产要素会不断集聚，有效需求会不断增加，知识外溢会不断加速，最终促进技术创新活动的形成与发展。因此，以珠江三角洲、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中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城市来分析研究，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选用科学技术支出和专利申请授权量两个指标来体现。 

　　从图11和图12可以看出，深圳、广州、武汉和长沙等四大城市城镇化进程与技术创新演变趋势，珠江三角洲、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等区域的城镇化进程与技术创新水平变化趋势也基本一致，城镇化水平随着技术创新投入的增加而提高，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技术创新产出，二者之间呈现高度的正相关。首先，从技术创新投入来看，技术创新集中于大城市，而且城市规模越大，创新投入规模也越大，城镇化对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技术创新往往发生在大城市，珠江三角洲中的深圳城镇化水平最高，科学技术支出也最高，长株潭城市群的长沙城镇化水平最低，创新投入也是最低的。这充分说明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区域，其资金与人员投入越大，空间聚集效应越强，则越有利于技术扩散，其技术创新能力就越强。其次，技术创新产出不仅受创新投入、城镇化水平和城市规模的影响，同时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差异、产业基础、市场结构、政策环境和区域开放程度也会影响区域的创新产出。深圳、广州等沿海城市开放程度较高，其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城镇化水平也高，开放程度会影响区域的技术扩散能力，开放程度越高，区域的技术扩散能力越强。城镇化水平地区差别较大，2011年城镇化率最高的深圳市与最低的长沙市相差31.5个百分点。可见，中国区域之间城镇化水平的不均匀，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区域之间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差别，而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差别又进一步加大了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差异。 

　　（二）城镇化过快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1、瓶颈效应 

　　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地价、房价、资源品价格以及劳动力价格等持续较大幅度上涨抑制了城镇化进程，使区域城镇化面临高成本的阻力，给城镇化带来了“瓶颈效应”。本文重点选用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率和商品房销售价格以及城镇化率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商品房销售价格的比值来分析城镇化与房价的瓶颈关系，其中商品房销售价格等于商品房屋销售额除以商品房屋销售面积。

 

　　由图13和图14可以看出，2005年到2012年长株潭城市群商品房销售价格随着城镇化率逐年上升而上升。城镇化率从2005年的48%上升到2012年的63.4%，上升了15.4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价格从2005的1900元/平方米上升到2012年的5393元/平方米，上涨了1.8倍，年均增幅16%，商品房销售价格增速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2005年到2007年、2008年到2011年和2012年三个阶段，随着销售价格增长速度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商品房销售价格的比值明显下降，除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2年国家加大对房地产价格调控使长株潭城市群商品房价格有略微下降或小幅增长外，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商品房销售价格的比值由2005年6.0下降到2012年的5.2，这说明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居民商品购买力水平呈下降趋势，像珠江三角洲这样的国家级城市群的状况将更加严重。房价的过快上涨，一方面使城镇化建设中同样规模的城市群实物投资需要更多的资金，大大抬高了城镇化引导的实际投资规模，另一方面又大大提高了城市群中农民变市民的门槛，甚至导致“住房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难以实现真正的城镇化，使区域城镇化出现瓶颈。 

　　2、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教育、金融以及科学等众多领域。当同时考虑到制度、人力资源和收入等因素时，往往会出现另外一种结果，即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常常会呈现“发展趋异”的“马太效应”。落后地区的人、财、物会流向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的制度又通常不如发达地区合理，于是循环往复，地区差异会越来越大。下面以珠江三角洲、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中各中心城市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例，其中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等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除以年末常住人口。 

表3　　2005年和2011年各中心城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财政收入
指　  标	广州	深圳	武汉	长沙	株洲	湘潭
2005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18287	21494	10850	12434	11230	9685
2011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34438	36505	23738	26451	22633	20614
2005年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3913	4987	1618	1740	660	528
2011年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12024	50003	8139	7992	2790	2228

　　由表3可以看出，2005年到2011年，三大区域内各中心城市“马太效应”进一步显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5年最高的深圳市比最低的湘潭市高出11809元，扩大到2011年最高的深圳市比最低的湘潭市高出15891元，这说明高收入者收入越来越高。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最高的深圳市与最低的湘潭市之比由2005年的9.4倍扩大到2011年的22.4倍，差距呈扩大态势。由收入差距形成的社会不公问题是影响各区域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随着城镇化的逐年上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区域之间收入的过分悬殊造成了“马太效应”，对各区域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三、结论分析以及对策建议 

　　（一）结论分析 

　　以珠江三角洲、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的城镇化率与经济、社会和民生等指标数据为样本，通过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线性、复合、增长等模型分析以及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比较研究。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区域集聚能力、创新能力、辐射能力和示范作用越来越强、工业规模越来越大以及优势越来越明显。同时随着城镇化率不断提高，房价也越来越高，这将使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更多的资金，也提高了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变市民的门槛；随着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各区域内市民之间收入差距也会越来越大，由于收入的过分悬殊，会对各区域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各区域要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使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同时要加大对房价、收入分配等政策的调控力度，使房价、收入差距等控制在较为合理的范围。 

　　总的来说，城镇化使区域内各种资源自由流动，形成集聚、辐射和示范等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而区域经济发展中各种政策的制定、各种制度的安排，如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等有利于加速城镇化，所以区域经济发展是推进城镇化的物质基础，城镇化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二者相辅相存，互相促进，统一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二）城镇化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实现“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目的是造福人民。区域经济的城镇化要走集约、节能和生态的新路子，让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相辅相成，防止违反规律人为“造城”。城镇化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方向主要有两点。 

　　1、改革创新，优化区域结构 

　　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各区域必须进一步大胆探索和改革，破除体制尤其是城乡二元体制的障碍，不断推进土地、户籍、财税、行政管理等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为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保障。一是深化区域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集约节约用地制度，推进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同时促进各区域土地资源节约使用和优化配置，既要适应城镇化发展需要，又要保障农民权益和保护耕地资源。二是统筹推进区域人口管理制度改革。通过区域人口管理制度改革，创新和完善人口服务和管理制度，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和社会融合。引导人口有序迁移和适度聚集，在城市群中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形成合理的人口分布格局，合理控制特大和超大城市人口规模。三是深化区域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通过区域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区域城镇化科学发展的激励机制。按照市场规律建立多元化的区域融资渠道，推动民间资金投资建设经营性基础设施，鼓励和吸引民间资金参与准公益性项目建设，切实解决区域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四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对区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加快形成设置科学、布局合理、功能完善、集约高效的区域行政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区域内应急管理和治安防控体系，增强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保障能力，不断提高各区域城市管理和社会管理水平。 

　　2、因地制宜，打造宜居城市 

　　“宜居”是城镇化的主要目标之一，各区域要积极建设绿色和低碳城镇。首先，要注重科学规划。在城镇化过程中，结合当地客观环境科学规划，明确新型工业区、现代农业区、旅游产业区、文化休闲区以及高端居住区的特色功能，打造特色突出和适宜人居的城市群。其次，要以人为本。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突破口，实现人口流动无障碍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帮助农民在城镇安居乐业、融入社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再次，要注意融合。坚定不移地走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城镇化道路，实现产城协同发展。最后，要夯实基础。在城镇化过程中，建立城镇综合交通体系、市政公用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和公共安全等应急设施。

承办：地方调查队管理办公室
执笔：赵海军
核稿：李跃辉
责编：黄湘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