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研究
内容提要
本课题研究内容由五个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金融风险的特征、类型与成因:在概括金融风险的涵义和特征的基础上,将金融风险分成泡沫经济型、外资冲击型、国债风险和银行坏账累积型,分析了金融风险的一般成因、我国金融风险的特殊成因及传导机制。
第二部分国内外金融风险指标体系介评:分别介绍了国外及我国关于金融风险(经济安全)评价的指标与方法。
第三部分我国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探讨了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与方法,构建了由引致型、选择型和自发型金融风险评价指标所组成的指标体系,其中引致型金融风险又分为货币扩张、政策搭配、自由化的顺序和经济结构扭曲等类别,并分别设计指标进行评价。
第四部分对我国金融风险现状的评价:主要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由于货币扩张政策、政策搭配不当、经济自由化、经济结构扭曲造成的金融风险以及选择型、自发型金融风险的水平与变化。
第五部分防范我国金融风险的对策研究: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体制、改善法律环境和加强金融监管等方面提出了防范和化解我国金融风险的系列对策。
一、金融风险的特征、类型与成因
1997年下半年以来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东南亚、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以沉重打击,也对世界经济产生较大范围的影响。尽管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金融运行能基本保持稳定,但从长远看中国金融体系的安全仍是经济安全中要予重点关注的。在此,我们先对金融风险的基本理论作些探讨。
(一)金融风险的涵义与特征
1.金融风险的涵义
金融风险是指在金融领域中存在的发生负面影响或造成损失的不确定性。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至少可以理解金融风险三层涵义:一是金融风险作为一种风险,指的是一种不确定性;二是金融风险所描述的不确定性侧重于各种负面影响或损失事件的发生;三是金融风险所描述的不确定性仅限于金融领域之中。
2.金融风险的特征
具体来说,金融风险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社会性。金融业不同其他行业,作为金融中介它本身就具有极其明显的社会性特征。金融业以资金为经营内容,但是,其自有资金占全部资金的比重一般较小,绝大部分营运资金都来自于存款和借入资金。因此,金融业的特殊地位决定了社会公众与金融机构的关系是一种依附型、紧密型的债权债务关系。如果金融机构经营不善,无偿债能力,就会导致客户大量挤兑存款,引发金融机构倒闭和社会动荡,进而损害公众利益。金融机构不能清偿债务,会给整个社会提供负面示范效应,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
(2)扩张性。现代金融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在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且在各家金融机构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信用的基础上,金融机构之间紧密相连,互为依存。例如,同业拆借、清算、票据贴现、金融债券发行和认购以及信用工具的签发使用等,都是在多家金融机构之间进行的。社会上债权债务关系的发展和扩大,一般要通过金融机构来推动和运作,它必然带来风险,从而形成金融风险扩张性机制。因此,一家金融机构发生问题,在这种金融风险扩张性机制作用下,往往会使整个金融体系运转不畅乃至诱发危机。
(3)可控性。只要有金融业务活动,就会有金融风险存在。绝对无风险的金融业务在现实金融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尽管金融风险是客观的,但是它是可控的。所谓金融风险可控性,是指市场金融主体通过风险识别、风险估计、风险处理等方法和手段对风险进行预测、防范和化解。就某一金融机构而言,它可以通过风险识别、估计来搞清面临的风险在质上归属于何种具体形态、在量上可能达到何种程度,并对其采取预防、规避、分散、转移、抑制和补偿等措施将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区间之内。此外,中央银行的有效监管也是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重要保证。
(4)周期性。任何金融机构都是在既定的货币政策环境中运营的。货币政策在周期规律的作用下,有宽松期、紧缩期之分。一般来说,在货币政策宽松期,放款、投资及结算等环节的矛盾相对缓和,影响金融机构安全性的因素逐渐减弱,金融风险就小;反之,在紧缩期,金融同业间以及金融、经济间的矛盾加剧,影响金融机构安全性的因素逐渐增多,金融风险就大。因此,货币政策宽松期,一般也是金融风险低发期;货币政策紧缩期,一般也是金融风险多发期。
(二)金融风险的类型
按不同的划分标准,有不同类型的金融风险。我们从金融风险的形成机制和形成原因出发,对我国金融风险作如下划分:
1.泡沫经济形成的泡沫型金融风险
这种金融风险的典型特征就是资产价值被严重高估。其风险大小主要取决于资产价格过高的程度以及在全社会资产中泡沫成分所占比重。引发金融危机后的危害程度则还与泡沫资产持有人的构成状况、泡沫资产持有人的资产负债状况、金融系统的抗风险能力等因素有关。
2.外资冲击型金融风险
这种风险是指外国投机资本对本国货币和金融市场进行攻击的可能性,只有在资本流动比较自由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其风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本币币值的高估程度、外资流入规模(特别是短期外债的流入规模)等因素。引发金融危机后的危害程度则还与国内经济是否健康等因素有关。
3.国债风险
在政府负债规模过大的情况下,只要经济中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政府就有可能无力偿还债务,这就是国债风险。其风险大小主要取决于国债规模。其引发危机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府无力正常地偿还债务,但仍可以通过高息发行国债来弥补,这一阶段的后果是抬高了利率,因而影响实际投资;而到了第二阶段,由于高息发行国债会进一步加重还债负担,政府只能靠向银行透支来偿还债务,其后果是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4.银行坏账累积型金融风险
这种风险是由银行呆坏账逐渐积累而引起的。表现为随着呆账率的不断上升,银行业陷入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特别是当遇到银行增量资金来源不足的情况下,出现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就更大。这种风险与泡沫型风险的本质区别在于银行呆坏账累计过程的不同,泡沫型风险中的银行呆坏账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主要是由泡沫资产价格大幅下跌而引起;而银行坏账累积型风险中的银行呆坏账是长时间累积而形成的,即使经济运行情况基本正常,银行的呆坏账规模也在不断增大。这种风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银行呆坏账规模。由于引发这种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银行制度本身的缺陷,因此呆坏账率上升并不只限于少数银行,而是绝大多数银行都如此。由此可见,只要这种风险演变成金融危机,就必然意味着整个金融系统同时瘫痪,其危害程度将远远超过前面的任何一种风险。
(三)金融风险的成因与传导机制
经济金融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是金融风险产生的必要条件或前提,具体经济金融环境和体制是金融风险产生、发展的充分条件。在此我们先分析金融风险的一般生成原因,然后重点针对中国的历史背景,讨论我国金融风险形成的内外因素,最后简要归纳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
1.金融风险的一般成因
金融风险作为一种引致损失的可能性,其生成机制是比较复杂的。但从理论概括或者抽象的角度讲,金融风险主要源于:
(1)社会分工与交易多元化是金融风险产生的前提。经济学理论认为,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前提。因为只是存在社会分工,才能产生交易,进而导致商品这一经济范畴的存在与发展。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由广泛的细密的社会分工而导致的多元化交易活动,从表象上呈现出缤纷多彩而又纯粹的商品交换。但从深层角度考察,这种交易实质是不同经济主体间的产权交易。而产权交易维系与实现的基础是契约的达成与履行。鉴于交易契约的双方都是独立的社会分工主体、都是拥有不同“私利”的经济人,所以在产权及其制度安排不规范、不完善的情况下,若其中一方违约,必然给另一方带来风险损失。所以,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经济运行必然存在着风险性,经济风险是难以避免的,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风险经济。由此不难推论,金融机构与其他经济主体(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要完全履行金融资源交易契约是不可能的,金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2)“经济人”是金融风险产生和形成的前提。经济人是被假定为取得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主体。经济人一般具有四大禀性:一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即天性的趋利避害;二是需求偏好的多样性;三是有限理性;四是机会主义倾向。经济人的四大人性特征决定了各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特别是在市场金融交易过程中,往往是一种非合作的博弈。金融交易的达成,双方经艰难的讨价还价、承担交易费用,因而金融风险就是这种金融交易达成中交易费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是金融风险产生的必要条件。对于金融经营者来说,不确定性总是其从事金融活动时面临的十分现实问题。金融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主要表现有:一是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的稀缺性。由此决定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间进行配置,配置效率是金融风险的一个标志;二是金融储蓄和实际投资、金融领域与实际经济的分离。由此决定金融价值与实际资产的错综复杂和不确定性关系,可能导致金融泡沫现象;三是科技进步的先进性和预期的不确定性,决定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同时伴生相随。可见,经济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但其不确定性是造成金融风险的必要条件。
2.我国金融风险的特殊成因
中国的金融风险几乎是一种体制泄漏型风险,这种风险的形成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体制:
(1)目前中国正处于新旧两种体制相互交错状态,一方面,旧的经济和金融体制依然发挥着作用,阻碍着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另一方面,在两种体制伴随两种机制的转换中,原有的行政手段和行政机制不灵了,但新的市场手段和市场机制还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所以在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因两种机制不能很好衔接,在宏观管理方面留出真空地带,造成风险防范能力薄弱,加上金融业本身的高速发展,使金融业风险不断积累。
(2)经济改革决策失误,导致金融风险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目标处于混沌状态。企业改革、投资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没有明确方向,各地方的投资冲动和内在饥渴都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了财政“甩包袱”而匆忙地把拨款改为贷款,结果使银行成了各地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的资金供给者。随着市场格局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以及相当多企业的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严重销蚀,银行就成了这种制度风险的主导承担者。由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与整个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进程严重不协调,因而其总体经济效益不佳,亏损不断增大。面对各商业银行自有资本不足和不良资产较高的严峻现实,如果社会资金的某一链条发生断裂,就难以逃脱由支付危机引发金融危机的巨大灾难。
(3)金融监管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首先是管得过多、过死。比如进入金融业受到严格控制,金融业如何运用资产没有多少可选择的空间,利率完全由政府决定,企业上市融资权由政府控制。其次是监管不力。金融秩序混乱,违规经营、账外经营屡禁不止,高息揽存、乱设机构、违法筹资等现象屡屡发生,这些情况说明,金融监管不力的问题比较突出。其三是金融监管的法规政策不完善。比如呆坏账的冲销制度不健全,造成银行的呆坏账不能及时冲销,累积的规模越来越大。
(4)金融业经营环境的恶化是金融风险增大的外部原因。第一,国有企业的偿债能力下降。尽管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在不断地进行改革,但本质因素——产权的明晰程度不如非国有经济。这样,在竞争中,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使偿债率下降。第二,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增大。尽管非国有经济的效益要比国有经济好,偿债能力也较强,但识别其偿债能力的难度较大,并且故意逃避债务的可能性也较大。第三,信誉度下降。欠债有理、欠债不还已成为我国经济中比较普遍的现象。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异地债务的追讨难上加难。信誉度下降与我国市场经济还处在起步阶段有关。第四,国有商业银行的独立性比较差。在各级政府干预下的银行贷款仍占有相当的比重。
3.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
从金融风险的传导过程看,金融风险主要来自于政府和企业,发生在金融系统,危及整个经济社会。通过分析,我们基本勾画出在我国特殊的转轨时期的金融风险传导机制(图1)。
由图1可知,引致金融风险的主导环节有政府、一般企业和金融系统(包括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政府的战略与体制及经济政策失误,若不能在金融体系内受到约束或抵御并加以内化,则其所导致的金融风险可能危及整个国家和社会(包括居民和国外);一般企业的风险若不能通过兼并资产或其他措施予以内化,则同样全通过金融体系,特别在金融体系不能化解风险的情况下向社会扩散。因此,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的主要环节在于监测、预警,对金融风险的状况及其变化做到“心中有数”,那么,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就是关键,我们将在后面对此予以讨论。
二、国内外金融风险指标体系介评
为了比较规范而清楚地构建我国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我们先对国内外有关金融风险评价、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回顾与评析。
(一)国外关于金融风险的评价指标及方法
1.富兰德指数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研究所的F.T.汉厄教授设计了第一个反映经济政治环境风险的评价指数——国家风险预测指数,亦称富兰德指数。该指数是由定量评级体系、定性评级体系和环境评级体系构成的综合指数。定量评级体系用于评价一个国家债务偿付能力,包括外汇收入、外债数量、外汇储备状况及政府融资能力四个方面的评分;定性评级体系重在考察一个国家的经济管理能力、外债结构、外汇管制状态、政府官员贪污渎职程度及政府应付外债困难的措施五个方面的评分;环境评级体系包括政治风险、商业环境、政治社会环境三个指数系列。上述三个评级体系在总指数中的比重分别为50%,25%和25%。富兰德格指数以0~100表示,指数越高表示风险越低,指数越低表示风险越高。风险等级则相反,一级表示风险最小,二级、三级,风险大一些,以此类推。该情报研究所定期公布并发表研究报告、统计数据及分析结果。该情报所根据数据既对即期风险情况给予综合打分,还对未来一年后、五年后的综合分数进行预测。
2.国际各国风险指南
由伦敦“国际商业交流有限公司”的美国分部出版的《国际各国投资指南》中将投资风险分为政治、金融、经济三大类风险,分别进行风险评估,在此基础上设计了综合风险等级,计算了综合风险指数。政治因素包括政府的腐败和它的经济期望偏离实际的情况等;金融风险着眼于外汇管制造成损失的可能性、贷款偿还拖欠等;经济风险主要考虑的因素是通货膨胀、偿债的成本等。它们在综合指数中的比重分别为50%,25%和25%。国际风险指南将风险等级划分为五个等级:0~49.5为高风险;50~59.5为中上等风险,60~69.5 为中等风险,70~84.5为低风险,85~100为相当低风险。
3.《欧洲货币》国家风险等级表
国际金融界权威刊物《欧洲货币》于每年9月或10月定期公布当年各国国家风险等级表。该表侧重反映一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形象与地位,从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能力(权重20%,包括在外国债券市场、国际债券市场、浮动债券市场、国际贷款市场及票据市场上筹借资本的能力),进行贸易融资的能力(10%),偿付债券和贷款本息的记录(15%),债务重新安排的顺利程度(5%),政治风险状态(20%)和二级市场上交易能力及转让条件(30%)等方面对国家风险进行了考察。
4.日本公司债务研究所的国家风险等级表
日本公司债务研究所对国家风险进行了研究,提出的国家风险评价内容包括:内乱、暴动及革命的危害性,政权的稳定性,政策的持续性,产业结构的成熟性,经济活动的干扰,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金融政策的有效性,经济发展的潜力,战争的危险性,国际的信誉地位,国际收支结构,对外的支付能力,对外资的政策和汇率政策等。它设计的风险等级采用的是评分方法,以0~10分表示风险程度的高低,10分表示风险最低,0分表示最高。分别对上述内容进行打分,然后求出综合分。风险等级设立为A、B、C、D、E五级,风险由低向高排列。
5.美国银行家梅耶提出的国际风险监测指标
美国银行家欧·梅耶根据对国际上18家银行、跨国公司进行国际风险临测的指标进行了归纳、综合并分类,从大的方面分为三类,即:国家宏观经济状况的指标体系,对外经济联系的指标体系,国家政治社会环境的指标体系。共选取了113个的指标共体对国家的风险进行监测。
上述各种不同的风险评价监测指标、指数从不同侧面对经济、金融、政治等风险进行了评价。但其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对于指标、数据的打分主要表现在许多研究机构多是从外部,根据有限的数据就对它国的情况进行打分并进行风险判断,难以反映实际情况。这些指标体系及方法,多数是以20世纪60、70年代就建立起来了,目前的情况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因素,要对一个国家的经济风险进行科学、实事求是地评价,需要对原有指标进行必要的调整和补充,需要将数据与情况紧密结合起来。
(二)我国关于金融危机和经济安全的指标体系
1.刘遵义教授提出的金融危机指标体系
刘遵义教授于1995年(见王潼:《东南亚金融危机早有预测》,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3月6日)曾提出过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预测指标有10个:实际汇率、实际GDP增长、相对货膨胀率、国际国内利率差、实际利差、国内储蓄率、国际贸易平衡、国际经常项目平衡、外国组合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比例等,通过数据分析,较为准确地预测了其中多数国家将会发生金融危机。
2.赵英等提出的国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
赵英等在其1996年所著《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国家经济安全论》中设计的国家经济安全监测指标体系设计有5个子系统,基本指标41个。这5个子系统为:国内经济状况指标体系,国际经济联系指标体系,社会与政治因素指标体系,国家防务指标体系和生态环境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从内容上看,比较全面,也有一些新指标,但是最突出的问题是,许多指标还不具体,难以操作,此外,在测算时,许多指标数据缺乏,故作监测评价时主观估计成分大,不能全面、系统、客观地评价我国经济安全的状况。
3.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提出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
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1997在其《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及防范对策研究》研究报告中提出,金融风险来自非系统和系统风险,为此金融风险指标体系分为非系统金融风险监测指标体系和系统金融风险指标体系,其中非系统金融风险监测指标体系指标包括:(1)信用风险指标,关键指标是呆滞贷款、呆账贷款,普通指标是逾期贷款;(2)流动性风险指标,关键指标是备付金比例,普通指标是资产流动性比例、存贷比例;(3)经营风险指标,关键指标是拆入资金比例,普通指标是各项资金损失率,自有资金比例;(4)资本风险指标,关键指标是资本/总资产比值,普通指标是资本充足率,同一贷款客户贷款余额。该研究还提出了每个指标的极值、预警值及变动区间。系统风险包括:利率风险、货币风险、政策风险、国际收支风险等。
4.陈秀英提出的金融危机预警指标体系
《北京统计》1998年第8期载《金融危机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应用》(陈秀英)一文提出的金融预警指标体系包括20个指标,即:实际GDP增长率,财政收支差额/GDP,经常项目差额/GDP,国内信贷增长率,外汇储备可供进口月数,短期外债/外债总额,呆账、坏账/银行总资产,进出口额及进出口贸易增长率,(FDI+经常项目差额)/GDP,实际利率,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实际汇率及其波动幅度,贸易差额/GDP,外汇储备/GDP,外汇储备/短期外债,外债总额/GDP,短期资本流入额/GDP,资本充足率和股市价格指数波动幅度。这些研究中所提出的指标,对于判断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价值。金融风险虽然是国家经济安全或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国家经济安全或风险并不就是金融风险,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别,金融风险只是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一个重要方面,但并不是全部。
5.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提出的国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
从1998年初开始,国家统计局组织局内有关单位开展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专题研究,提出了《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研究(征求意见稿)》,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界定开始,到指标体系的设计、对中国经济安全的演变和评价、对改进国家经济安全的建议,以及实证分析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最后提出了5大类、15个小类、共计33个指标,作为反映国家经济安全的指标体系。但该指标体系在涵盖方面还存在不足,有些指标还不具体,难以操作。
三、我国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对国内外的一些金融风险评价监测指标进行介绍和评价以后,我们应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构建我国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
(一)构建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的原则
在建立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时,我们首先要遵循构建指标体系的一般原则:指标内容全面系统、联系紧密和可操作性强,指标计算有可靠的资料来源,计算方法科学及有利于利用电子计算机操作等。其次,在选取指标时我们还应遵循以下原则:
1.规范性原则
要与《巴塞尔协议》中规定的风险指标及其概念保持基本一致,与国际惯例接轨;同时,也要与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监督》一致,以便各级人民银行进行金融风险监测时,易于实施和度量。
2.针对性原则
指标要能针对某种经济状态进行分析、预测,分析其运动趋势可能带来的影响和结果。同时,通过对金融风险的综合度量可准确地反映出可控风险的真实状况,以便建立风险约束机制,有效地控制和化解风险,促进金融业稳建运行。
3.重要性原则
并非相关指标一概纳入,而是只选择关系密切的、重要的,在造成影响和后果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将在各种相关因素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的那些指标。同时,该监测、预警体系主要着眼于整体或宏观金融风险的控制,故主要选择与宏观金融运行紧密相关的指标。
4.操作性原则
首先,监测预警系统在操作时要能较灵敏地反映风险的变化,即指标的细微变化就能直接映射出金融风险程度的发展变化。另外,监测预警系统所采纳的各项指标应力求能从广泛的经济数据中获取相关的可靠信息,无论是统计还是计算,都应具备可操作性。
(二)构建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的方法
1.选定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
根据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的构建原则,我们可以选出一系列相关指标。然后,根据历史上发生金融危机事件的统计资料,对这些指标进行有效性统计检验,即可得出一组有效的金融监测预警指标。
2.确定监测预警指标在预警系统中的权重
根据金融监测预警指标与各类金融危机的相关程度,我们可以估算出每个监测预警指标在预警系统中的权重。然后,根据历史上发生金融危机事件的统计资料,对这些权重进行统计检验,即可得出一组可使用权重数据。
3.确定监测预警级别
由于指标体系中有些是监测指标,有些是预警指标,对于监测指标,我们应根据时间序列数据将其标准化处理,再将各监测指标加权平均;而对于预警指标,我们可以用达到临界值的预警指标的加权平均数来衡量危机发生的概率。两者综合得出其公式如下:
其中,Pj表示监测预警系统在j月预测某类金融危机在预警期内发生的概率;Xi表示第i项指标在j月的信号值,监测指标的Xi以标准化后的数值为准,对预警指标,若发出信号则取1,未发出信号则取0;Yi表示第i项指标在监测预警系统中所占权重。
根据金融风险转化为金融危机的顾率,可将金融风险拆分为几个级别:
例如:A级 警戒级:40<Pi≤70
B级 危险级:70<Pi≤85
C级 高度危险级:85<Pi≤100
4.根据监测的组别,提出防范措施
根据预警级别及其轻重缓急程度不同,由中央银行作出相应的处置方式,以便及早预防风险。
(三)我国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的设计
上面我们对金融风险进行了大致的分类,从其形成机理上进行了探讨,但引起金融风险的根源包括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两个方面,我们可从金融风险的根本原因的类型上来构建金融风险指标体系。按此设想,我们将子指标体系设计为三个,分别为引致型金融风险指标体系、选择型金融风险指标体系和自发型金融风险指标体系。
1.引致型金融风险指标体系
引致型金融风险的根源产生于基本面经济因素的变化。它是三个子指标体系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因为一个国家金融的稳定首先是由最基本的经济因素所决定的。
这类金融风险又是由不同的原因造成的,故我们又将其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主要是与扩张的货币政策有关。因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国内信贷的扩张超过货币需求增长可能导致持续的国际储备流失,并最终诱发生对该国货币的投机性攻击。另外,由于固定汇率制汇率调整的滞后性与非连续性,会形成“单边赌博”,使投机者在没有风险情况下投机活动变本加厉,从而导致平价的放弃。还有,货币的扩张可能来自公共部门的融资需要。所以,在此,我们选择了货币供给(M2)增长速度、国内信贷/GDP、对公共部门的信贷数三个指标进行监测预警。
第二层次是由于不合理的政策搭配造成的金融风险。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如果在“工具—目标”的指派及搭配上出现问题,有可能导致金融风险。例如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中,由于需求大增使工资上涨与通胀率上升,而搭配使用过度的紧缩政策的话,本币的汇率将随利率上升而升值,随着经常账户赤字和外资流入数量的持续增加,国家的国际收支可维持性不断降低,在本币汇率高而难以调整的情况下,将引发金融危机。由此,我们选取了两个指标,即通贷膨胀率和实际汇率作为其风险监测指标。
第三层次是由不合理的经济自由化的顺序造成的金融风险。金融的自由化程度与一国的金融监管、经济状况要相适应。在我国,这种自由化可能因为资本流入过度导致汇率高估,又可能因为资本外逃引起市场动荡,还因为自身金融效率问题,使自由化的过程中出现金融风险。在此我们用以下几个指标予以监测与预警,即GNP与M2的比率、GNP与金融机构贷款比率、外债总额,资本外逃与外债总额的比率。由于资本外逃数很难准确计算,我们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近似地反应。
第四层次是扭曲的经济结构造成的金融风险。我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曾经片面地追求经济快速的增长,这样往往积累下种结构性矛盾。这些结构性的矛盾本身就是潜在的金融风险。再加上原有的体制使许多受到政府保护的银行发生“败德行为”,任意扩张信贷而使金融市场失效。最终产生出自身的坏账积累和股票市场的信贷扩张。所以在此我们选取了银行坏账率、市盈率和股票 流通市值/GDP作为其监测预警的指标。
2.选择型金融风险指标体系
政府出于两害相权取于其轻的考虑,放弃汇率平价而导致的金融风险,称之为选择型金融风险。在受到国际投机资本对本国货币的严重攻击时,一国政府宁愿放弃汇率平价而失守,也不采取提高利率的政策与投机者较量到底,是由于两种原因:一是本国经济实力不支,基本面问题较大;二是提高利率会产生打击经济增长率、增大金融业风险等不良后果。同时,一国选择型金融风险的形成与本国的储备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故在此我们选择利率、GDP增长率、失业率、广义货币与总储备的比率几个指标进行监测预警。
3.自发型金融风险指标体系
自发型金融风险是指金融风险与基本的经济因素无关,而是由外汇市场运作失误或外来冲击造成的。可以说自发型金融风险主要由一些偶然性原因造成的。这些偶然性原因主要为:(1)外汇市场运作中“泡沫效应”与“黑子效应”。泡沫效应是指市场参与者对未来价格形成普遍预期时,集中而来的投机活动使资产价格产生巨大的“激发性泡沫”,从而产生金融风险。“黑子效应”是指由于与预期资产价格水平相联系的变量进入使预期改变,从而引起汇率的剧烈波动。(2)突发事件的冲击。即难以预料的政局动荡、自然灾害等都会给外汇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3)金融危机的“蔓延效应”。蔓延效应产生于恐慌性预期下的投资者的资产组合调整行为。这主要与一国的贸易进出口关联度以及与世界的关联度有关。由于自发型金融风险具有较强的偶然性,所以均为一些软指标,只能由专家们根据经验得出的分数权重。
从上述的分析中,结合我国的特点,我们可以得到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指标体系(表1):
四、对我国金融风险现状的评价
对我国金融风险的现状,我们根据上述统计指标体系,结合所搜集的数据对其作出定量和定性的评价。
(一)货币扩张政策引发的金融风险
与货币扩张相关的监测指标我们列表如下(表2)。
从表2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1995年以前一直很高,M2的增长率在1997年以前也一直偏高(M2增长率结合我国情况应低于26%)。从数据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认为在我国一直由于投资饥渴造成银行信贷和货币供应的扩张。从1997年以后,国家经济软着陆以后,这种情况有所好转。所以,在目前由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引起的金融风险只是潜在的存在,但只要经济运行状态正常,将不会有什么影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0)》,《中国金融年鉴(1991~2000)》及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二)政策搭配型金融风险
对于政策搭配型金融风险,我们选取了通货膨胀率和实际汇率两个监测指标。通货膨胀率相关数据如表3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0)》。
很显然,我国在1993~1995之间出现了高通胀,从1998年开始,已出现了负通胀,即通货紧缩的迹象。
我国的汇率,1994年初人民币汇率并轨时,美元是弱势货币,人民币兑美元汇价为8.70元兑1美元。目前,美元呈强势货币,人民币兑美元汇价为8.30元左右兑1美元,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升值了。如果考虑币值或购买力,那么美元在1994年初的币值要比现在低,这说明,人民币的实际升值幅度(购买力)要大于名义升值幅度。如果考虑利率水平,1994年我国利率水平高于美国利率水平,这样,两种货币汇率走势应为,利率高的货币汇率下调,利率低的货币汇率上浮。而实际却是人民币汇率在上浮,美元的汇率在下调。
由此可知,在政策搭配上,国内的通货紧缩与人民币汇率高估成分同时存在,这种情况的形成原因在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搭配有一定的问题,必须注意其间的适当搭配。
(三)经济自由化引起的金融风险
在金融经济自由化引起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中,GNP/M2和GNP/金融机构贷款主要反映金融的效率。当金融市场配置效率低下时,说明其潜在风险也越大,后两个指标说明在自由化过程中,资本流动状况是否正常。我们分别描述如下(表4、表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1980~2000)》有关数据整理而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0)》。
由表4和表5可知,在我国金融逐渐自由化过程中,金融产出率逐年递减,由1978年的3.13元减至1999年的0.67表明1元金融资产已不能创造1元的国民生产总值,而美国1994年1美元金融资产的产业率为5.46 美元。我国贷款产出率由1978年的1.91元降至1999年的0.86元,表明1元贷款已不能创造出1元的国民生产总值,贷款资产使用效率比以往低。同时,由于资本外逃的形式多种多样,统计数据无法搜集,为反映资本外逃的情况,我们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作为近似的反映。从以上看出,我国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只是量上的扩展,并没有从远期利益考虑,所以在自由化过程中存在一定风险。
(四)经济结构扭曲造成的金融风险
有关经济结构我们选取不良资产(表6)和股票流通市值与GDP的比例(表7)说明如下:
资料来源:(1)薛峰:《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几点认识》,《当代经济科学》1997(6),第21页;(2)1997、1998年数据根据《中国金融年鉴(1999)》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4~2000)》,《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0)》。
从表6、表7中可以看出,我国商业银行1998年不良贷款已达12567亿元,同1990年相比,9年间增长近3.3倍,平均以每年20%速度递增。同时,股市市价总值与GDP的比例也急剧上升,从1993年的10.20%上升到1999年的32.32%。这种情况已经说明,我国金融领域已存在大量的低质量和无法收回的虚拟资产,经济结构扭曲严重,特别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运行中的相互比例扭曲。
(五)选择型金融风险
为衡量选择型金融风险,在监测指标中可使用利率、GDP增长率、失业率、广义货币与总储备的比率。由于利率的连续频繁下调,以及数据可比性不足等原因,我们选取了GDP增长率、城镇登记失业率、M2增长率、外汇储备的环比增长率作监测预警的定性说明(见表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0)》。
表8可以分析出,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几乎大于M2的增长,同时,GDP的增长率能保持比较高的速度。由于人民币还没有在资本项目下实行自由兑换,因此选择型金融风险还不存诱发的基本条件。
(六)自发型金融风险
自发型金融风险具有突发性,且是由一种软指标衡量。在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剧,自发型金融风险比以前明显有所增加,特别是“蔓延效应”。对于我国来讲,主要是应讲求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高金融体系的抗震能力。
五、防范我国金融风险的对策研究
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金融危机诱发因素,防范金融风险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措施在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扭曲的经济结构,即不良资产和虚拟资产的增速过快是我国所面临的主要风险,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出路只有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1.建立多元化的金融体系
金融系统效率低下是我国金融业不良债权增加的主要原因。而要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仅靠现有金融企业改善内部管理机制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强化金融业内部竞争。为此,必须消除国有商业银行对金融业的垄断,建立多元化的金融体系。
要建立多元化的金融体系,首先必须解决的是认识问题,也就是政府有没有必要让金融业保持垄断。虽然金融业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但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金融业并不是需要政府进行垄断的领域,可以让民营经济发挥更多的作用。
其次,多元化的金融体系是否会加大金融风险。金融多元化必然意味着大力发展民营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平均规模也会缩小,破产的金融机构也会增多,但这并不一定会导致金融风险增长,关键在于与此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系,能否合理地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金融业垄断经营,虽然依靠规模大或政府信誉作保障,可以把金融风险暂时隐蔽起来,但风险并没有消失,随着风险的不断积累,仍有可能陷入危机,并且一旦陷入危机,问题就会特别严重,后果也特别可怕。因此用垄断经营来防范风险是靠不住的。
2.允许产业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金融业自我积累能力很弱和金融业快速发展都是我国面临的现实,若没有产业资本大量进入金融领域,而单靠金融业的自我积累来发展,那么金融业自有资金比率不断下降是必然的。由于金融业比较特殊,因此如何让产业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则必须制订一套完整的规则。这套规则一方面要能有效地控制风险,另一方面又不应造成过多的进入障碍。
3.积极稳妥地发展直接融资
直接融资主要可以从两方面降低金融风险:一是增加直接融资可使企业的自有资本比率提高,从而提高企业的偿债能力;二是缩小了间接融资的规模。但直接融资也有自身的风险,比如股市泡沫。另外,发展直接融资不能只考虑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资源配置的效率的影响。从目前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情况看,直接融资的资源配置效率并不高,这对直接融资作用的发挥形成了制约。
(二)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体制
国有商业银行金融风险的不断增大与国有商业银行运行效率低下密不可分。要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只能从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入手。国有商业银行管理体制的改革可以借鉴一些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经验。
1.须强化利润目标
强化利润目标就是采用利润的多少来衡量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好坏。从目前的情况看,利润目标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利润的多少对银行的负责人没有很大影响,对员工的报酬也几乎没什么影响。
如何强化利润目标,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一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自主权问题,政府管得过多过死,企业就不可能适应市场的变化,在竞争中就会垮下来,利润目标的约束也就难以建立起来;二是利润的核算,如果任凭呆坏账不断地积累,那么利润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金融企业的经营绩效,而呆账坏账应如何冲销,则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
2.建立和健全商业贷款风险防范体系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银行贷款所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大。针对这种情况,金融企业必须增强贷款的风险意识和风险识别能力,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商业贷款风险防范体系。
首先是在贷款对象的选择上必须转变观念。金融企业在选择贷款对象时,最重要的是看企业偿债能力和资信情况,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规模并不重要。一般来说,企业效益与企业的偿债能力密切相关。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民营经济相对较好,国有经济的效益相对较差,因此今后贷款的主要对象应逐渐地由国有经济转向民营经济,那种认为民营经济贷款风险较高的观点是片面的。
其次,贷款方式必须要有所选择。贷款方式有信用贷款、抵押贷款、担保贷款等多种方式。各种贷款方式所面临的风险大小和类型都不一样,银行在提供贷款时,必须根据借款人的特点来决定贷款方式。
(三)改善法律环境,维护市场信用
巨额的企业间的“三角债”和银行不良资产的存在,表明了我国经济秩序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要使这种问题解决,必须有较好的法律环境。
1.经济立法要注重保护债权人的权益
建立和维护市场信用,是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建立和维护市场信用,需要严格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就目前我国经济法规而言,客观上存在着有利于债务人、不利于债权人的倾向。
以银行贷款为例,法律过多地针对和指责债权人缺陷,而非更多地针对和严厉追究债务人责任。譬如,债仅人的诉讼时效;债权登记、备案的完整性;贷款程序有无缺陷;信贷人员在做该笔业务过程中有无过失;贷款合同条款是否清楚、明确、规范,等等。
法律不利于债权人的结果是,银行普遍出现惜贷倾向,正当的工、商企业很难获得经营中所需的货币资金,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所以,它不仅仅使资金借贷严重失衡,而且从根源上推动经济运行进入金融危机的易发阶段,故防范金融风险,从立法的角度来维护经济、金融秩序,应是治本良策。
2.在处理经济法律行为过程中,执法力度要加强
在我国,有一句十分古老的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句话表达了我国人民对法律的粗浅、通俗的认识。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道理:社会上杀人案件增多,说明执法力度要加强。要坚持杀人者偿命,甚至更严厉的事后惩戒措施,才能减少杀人事件,保障世人安全;社会上欠钱案件增多,说明执法力度需要加强。要坚持欠债者还钱,甚至更严厉的事后惩戒措施,才能减少欠钱事件,保障社会经济秩序,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四)加强金融监管,提高监管效率
金融监管是防范风险的重要一环,但要做好金融监管的难度也很大。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要充分发挥金融监管的作用,有以下问题值得注意。
1.有效的金融监管必须要有可靠的信息作为保证
对金融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是金融监管的重要内容,若对金融企业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那么监督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更谈不上对有问题的金融机构进行及时处理。从广东广信的破产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信息失真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如果我们不能从广东广信的破产事件中吸取教训,尽快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信息失真问题,加强金融监管可能就成为空谈。
2.金融监管的政策措施必须切实可行
如果金融监管的政策措施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就必然会造成无法实施,金融监管的严肃性就会遭到破坏,违法违规就会成为正常现象。金融监管的政策法规和具体措施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是由一国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由于我国金融系统比较特殊,一些理应遵守的国际标准在我国却并不一定可行。比如巴塞尔协议中要求核心资本与风险资产的比例最低为4%,但我国的大多数金融机构在短期内无法达到这一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金融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金融监管管理得过或过死的问题已越来越突出,若不尽快地对这些属于“过多、过死”的政策法规作调整,那么也会变得没有现实可行性。针对目前我国的情况,如何使金融监管的政策措施既有现实可行性,同时,又能起到防范金融风险的作用,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制订一些过渡性的政策法规。
参考文献
[1]马鸣家等:《金融风险管理全书》,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
[2]施兵超:《金融风险管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3]张泽厚等:《中国经济波动与监测预警》,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
[4]史东明:《经济一体化下的金融安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5]王自力:《反金融危机——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中国财政经济版社,1998
[6]石俊志:《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7]杨永华等:《利用外资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8]方小玉:《国家经济安全创新比较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00
[9]李建军、田充宇:《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10]陈彪如等:《国际金融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
[11]李罗力等:《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12]IMF颁发,许涤龙等译:《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金融学家,2001年专刊
[13]Lloyd B. Thomas:"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14]《中国统计年鉴》(1985,1990~2000年)
[15]《中国金融年鉴》(1989,1990~2000年)
[16]赵英、胥和平、刑国让:《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国家经济安全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17]王潼:《东南亚金融危机早有预测》,中国经济时报,1998.3.6
[18]陈秀英:《金融危机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应用》,北京统计,1998(8)
[19]谢洪礼:《国内外经济、金融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简评》,统计研究,2000(1)
[20]沈华珊:《形成金融危机的非线性机制》,经济科学,1999(2)
[21]肖文、林娜:《国外金融危机预测模型简介》,经济科学,1999(1)
[22]课题组:《中国金融风险与经济稳定发展》,统计研究,2000(4)
[23]范宏业:《从金融危看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浙江金融,1999(4)
[24]王蓉、乔红涛:《金融危机及其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上海金融,1999(8)
[25]周荣国:《我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及其对策》,经济学动态,1999(10)
[26]吴念鲁:《金融危机及其防范》,国际金融研究,1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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