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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关联分析

  人口问题是关系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以2010-2016年长沙人口与主要经济发展指标数据为基础,详细分析近年全市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并结合广州、武汉和青岛等发达地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找出目前长沙人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更大程度发挥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的途径。

  一、长沙人口发展现状

  (一)人口总量不断扩大

  从总量看,2016年末长沙户籍人口696万人,比2010年净增45.9万人,平均每年净增7.6万人;年末常住人口764.5万人,比2010年净增60.4万人,平均每年净增10.1万人。从增幅看,2010-2016年长沙户籍人口年均增长1.1%,常住人口年均增长1.4%,户籍人口出生率由2010年的11.05‰上升至2016年的15.04‰,死亡率由2010年的5.64‰下降至2016年的4.41‰。

  (二)迁入人口不断增加

  从2010-2016年长沙人口迁移情况看,全市户籍人口迁移呈以下特征:一是户籍人口呈净迁入状态,且净迁入人口占全市户籍人口的比重呈增加趋势。2016年全市户籍净迁入人口为8.37万人,为近年来户籍净迁入人口峰值,是2010年的4.7倍;户籍净迁入人口占全市户籍总人口的比重为1.2%,比2010年提高0.93个百分点。二是户籍净迁入人口以省内迁入为主。2016年全市迁入户籍人口15.52万人,其中省内迁入13.1万人,占比84.4%,比2010年提高3.1个百分点。三是购房和投靠亲属为户籍迁入两大主因。从户籍人口迁入原因调查结果看,2016年全市户籍迁入人口中因购房迁入人数占比为49.9%,比上年提高5.6个百分点;因投靠亲属迁入人数占比为34.3%,与上年基本持平。四是户籍迁入人口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从户籍迁入人口各年龄段看,2016年全市户籍迁入人口中,18-60岁年龄段人口数占75.5%,18岁以下人员占20.9%,60岁以上人员占3.6%。五是近半数户籍迁入人口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从户籍迁入人口文化程度看,2016年全市户籍迁入人口中,初中文化程度人员占17%,高中文化程度人员占14.1%,大专文化程度人员占13.8%,大学文化程度人员占21.5%。户籍迁入人口中高中及以上人口占比为49.4%。

  (三)“低龄高龄”占比双升

  从2010-2016年全市户籍人口分年龄构成看,0-17岁的“低龄”人口和60岁及以上的“高龄”人口占比逐渐增加。2016年全市户籍人口中0-17岁人口135.7万人,比2010年增加32.3万人,0-17岁人口占全部户籍人口的比重由2010年的15.9%逐年上升至2016年的19.5%;60岁及以上人口137.2万人,比2010年增加32万人,老龄化程度(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由2010年的16.2%上升至2016年的19.7%。

  (四)城镇化率稳步提升

  从人口城镇化水平看,2010-2016年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呈逐年上升趋势。2016年全市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581万人,比2010年增加104.4万人,城镇化率为76%,比2010年提高8.3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38个百分点。

  二、长沙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关联分析

  (一)人口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

  1、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较高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否协调,通常以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即人口增长弹性系数来衡量。人口增长弹性系数越低,表明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趋向协调;反之,则两者之间趋向不协调。通常以人口增长弹性系数大于或等于1为社会停滞级;0.2-0.99为社会渐进级;0.2及以下为社会协调发展级。2010-2016年长沙GDP年均增长11.5%,常住人口年均增长1.4%,人口增长弹性系数为0.12,说明2010-2016年长沙人口增长与总体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较高。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看:

  从人口与投资关系看,人口增长促进建设投资快速扩张。一个地区人口的增加会带动房地产建设的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加大、科教文卫等民生工程投资的增加等。从人口增长方面看,2010-2016年长沙户籍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1%,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4%。从与人口相关的投资增长方面看,2016年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额1260.6亿元,是2010年的1.8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1436.9亿元,是2012年的2.2倍;民生投资额832.7亿元,是2012年的5.7倍。全年实现商品房销售面积2593.7万平方米,是2010年的1.5倍。

  从人口与消费关系看,人口增长带动消费增长效果明显。人口的增长必然会引起物质需求和精神文明消费的增加,进而促进整个消费市场的扩大。2016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7.4亿元,是2010年的2.3倍,其中住宿餐饮业消费由2010年的203.7亿元增长至2016年的380.1亿元;2010-2016年全市由于常住人口的增加而带动的消费额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量近10%;按2015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测算,长沙每增加10万城镇人口,可创造近40亿元居民消费,由此可拉动GDP增长0.5个百分点。

  从人口与民生关系看,人口增长所需民生支出迅速扩大。除人口增长带动民生工程投资加大外,还会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对当地政府的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去分配这方面的资源。如从财政预算方面看,随着人口的增加,全市财政预算中的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日益增加。2016年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150.2亿元,是2010年2.8倍;医疗卫生支出53.1亿元,是2010年的3.1倍;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3.9亿元,是2010年的2倍。三大类支出合计287.2亿元,占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总支出的28%。

  2、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

  城镇化通常指人口向城镇集中或乡村地区转化为城镇地区,从而变乡村人口为城镇人口,使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城镇化可通过扩大消费、拉动投资、催生新兴产业等方式为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如2016年长沙每1万名本地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可增加居民消费1.4亿元,每1万名外地流入长沙城镇地区的人口可创造居民消费4亿元;反过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也决定了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经济发展速度越快,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越迫切,人口城镇化的进程也越快。长沙人口城镇化水平已由2010年的67.7%提高到2016年的76%,提高幅度为8.3个百分点。

  (二)人口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

  1、人口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同步调整

  人口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是两个从不同方面衡量经济结构的指标。劳动力合理就业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社会发展的驱动力;而产业是就业的载体,产业结构决定了劳动力的构成,两者相互关联。从2010-2016年长沙产业结构看,三次产业结构由2010年的4.4:53.6:42.0调整为2016年的4.0:48.4:47.6,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分别下降0.4和5.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提高5.6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格局转变。从就业结构看,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由2010年26.9:32.0:41.1调整为2016年的21.5:34.2:44.3,第一产业下降5.4个百分点,第二和第三产业分别提高2.2和3.2个百分点。即2010-2016年间,随着全市经济转型不断加快,第三产业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产业吸纳人员数逐年增加。

  2、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快速发展

  人是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地区人的年龄结构的变化既会影响产业发展,又对当地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产生影响。近年长沙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低龄”和“高龄”趋势,即17岁及以下、60岁及以上两个年龄段人口占比均呈逐年增加态势。因此,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与之密切相关的教育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从中小学教育发展方面看,2016年末全市共有幼儿园1624所,比2010年增加629所,拥有教职工3万余人,是2010年的1.9倍;小学931所,拥有教职工2.5万人,比2010年净增2904人;普通中学302所,比2010年增加18所,教职工3.1万人,比2010年净增6020人。从养老体系建设情况看,2015年末全市共有养老机构161家,养老机构床位数2.3万张,已建立了涵盖机构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的养老服务体系。此外,还提高了基本养老服务补贴,积极推进老年人参保意外险并制定多项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产业。2015年全市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创造增加值334.8亿元,是2010年的2倍;教育、卫生事业对全市经济的贡献率为3.9%,比2010年提高0.3个百分点。

  3、人口地区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

  根据人口迁移规律,人口的迁移主要受劳动者预期、当地收入和消费水平、当地就业空间、当地人文环境及婚姻家庭等因素影响。因此,外来人口的增长情况更能说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和人口集聚能力。从净流入常住人口方面看,除宁乡和浏阳两地外,全市其余区县均呈现人口净流入状态,“内五区”和长沙县净流入规模较大,且芙蓉区、天心区两地净流入规模呈逐年扩大态势,说明上述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活跃,人口吸引力较强。如2010-2016年长沙县经济规模一直超过宁乡县和浏阳市,且年均增幅也相对较高,长沙县每年人口保持净流入状态,宁乡县和浏阳市为人口净流出地区。从净迁入户籍人口方面看,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和长沙县每年净迁入的户籍人口数相对较多,五地净迁入户籍人口数占全市净迁入户籍人口数的九成左右,其中得益于湘江新区利好政策批复的岳麓区户籍人口大幅流入,2016年岳麓区净迁入户籍人口2.88万人,是2014年的5倍,超过全市净迁入户籍人口数的三分之一。从以上可知,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和长沙县五地不仅能吸引外来人口,而且让外来人口在当地落户的积极性也更高。

  三、发达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联分析

  为更好地探索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并从发达地区借鉴其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经验,通过综合考虑经济总量、城市定位、行政属性等因素,本文选取成都、武汉、杭州、南京、青岛、宁波和郑州7个城市进行分析。

  从经济总量看,2010-2016年上述7个城市经济总量均呈稳步增加态势,成都和武汉于2014年进入“万亿俱乐部”,杭州、南京和青岛三地2016年GDP突破万亿大关。

  从人口规模看,2010-2016年上述7个城市户籍人口数和常住人口数总体呈增加态势。如郑州常住人口6年内增加110.8万人,2016年达972.4万人;户籍人口6年内增加82.5万人,2016年达827.1万人。武汉常住人口6年内增加98.1万人,2016年达1076.6万人,户籍人口6年内均维持在830万人左右。杭州常住人口6年内增加48.3万人,2016年达918.8万人;户籍人口6年内增加46.9万人,2016年达736万人。此外,从城市间对比看,经济总量越大的城市,其常住人口数也相对越大。如与其他5个城市相比,成都和武汉两地GDP2014年突破万亿大关,其常住人口数多年维持在千万以上,且呈继续增加态势。此外,在7个城市中,除成都、武汉外,杭州和青岛经济总量相对较高,其常住人口数、户籍人口数也比宁波、长沙等地多。

  从人口净流入与经济发展水平看,经济规模越大的城市,其人口净流入量也相对大。如武汉2016年GDP接近1.2万亿,其人口净流入量为242.8万人;杭州2016年GDP为1.1万亿,其人口净流入量为182.8万人。在人均消费水平接近的情况下,一个城市人口净流入量越多,其外来人口对该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贡献也相对越大。如从宁波与杭州相比看,宁波消费水平低于杭州,但因其净流入人口规模高于杭州,2016年宁波净流入人口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贡献为16.9%,杭州为12.6%。从武汉与南京对比看,两地消费水平基本一致,武汉净流入人口规模远高于南京,2016年武汉净流入人口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贡献为11.5%,南京为8.7%。

  从上述资料可得出如下结论:

  1、一个地区经济总量的大小与常住人口数呈正相关关系,与户籍人口数虽相关,但相关度不及常住人口;

  2、一个地区经济总量越大,越能吸引外来人口,其人口净流入规模越大。

  3、一个地区净流入人口规模越大,净流入人口对当地消费拉动越明显,进而对提高经济总量的贡献也越大。

  四、长沙人口发展存在的短板

  (一)人口规模相对较小

  从与规划目标对比看,根据2014年修订的《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方案提出“规划至2020年全市总人口为1000万人,城镇人口为810万人,城镇化水平为81%”。2016年全市常住人口764.5万人,要实现2020年1000万人目标,2017-2020年平均每年需增加人口近60万人,而从2010-2016年人口增长情况看,虽每年人口增量在不断提升,但2014年以前每年人口增量不足10万人,2016年达到近年峰值21.3万人,而离“年均增量60万人”的目标差距仍较远,即与2020年长沙人口“千万目标”相比,现有人口基数偏小。从与中部六省省会对比看,2016年长沙经济总量低于武汉(11913亿元)、高于郑州(7994亿元)和合肥(6274亿元),但上述三地常住人口规模均大于长沙,2016年武汉常住人口为1076.6万人、郑州为972.4万人、合肥为786.9万人,即2016年长沙经济总量在中部六省排名第二,常住人口规模排名第四。从与经济规模相近的地区对比看,杭州、南京、青岛和宁波四地区与长沙经济规模相对接近,但常住人口规模均高于长沙,2016年杭州常住人口为918.8万人、南京为827万人、青岛为920.4万人、宁波为787.5万人。

  (二)人口红利效应面临减弱

  从经济供给的角度看,一个地区的潜在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力供给、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而劳动力供给是使得生产效率提高的三因素之首。即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劳动年龄人口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源泉。从户籍人口看,2016年末全市户籍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423.1万人,占户籍人口总数的比重为60.8%,连续6年下滑,比2010年回落7.1个百分点;从常住人口看,近年全市常住人口中虽有外来劳动人口的补充,但劳动年龄人口仍呈减少之势。从上述可知,随着全市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抚养小孩及赡养老人的负担逐渐加重,生活压力随之增加。从某一方面看,劳动年龄人口对社会事业发展精力投入势必减少,人口红利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面临减弱。

  (三)外来人口吸引力相对不强

  外来人口对一个地区的消费、教育、住房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产生影响,高素质的人口更是对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产生促进作用。但与先进地区比对看,长沙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还相对不足。从总量看,2010-2016年长沙净流入人口呈逐年增加态势,2016年末为68.5万人,而武汉242.8万人、杭州182.8万人、南京164.2万人、宁波196.5万人、郑州145.3万人;从占比看,2016年长沙净流入人口占年末常住人口数的比重为9%,而武汉29.1%、杭州19.9%、南京19.9%、宁波25%、郑州14.9%。

  五、扩大长沙人口规模的建议

  从发达地区经验看,高度发达的产业、就业的多样性选择、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力的人才引进政策、较高的生活幸福感及浓厚的城市人文关怀等是吸引外来人口的重要因素,也是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但人口的过快增长也将引起资源消耗的快速增加,一个地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应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从区域位置、交通条件、产业基础和人居环境来看,长沙人口聚集基础较好,关键是在留住本地人口的同时,如何吸引外来人口,特别是外来高端人才来长就业创业。

  (一)深入实施“依托经济发展带动人口增长”战略

  一是狠抓龙头企业,注重培育优势产业。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和山河智能等为主的全市规模以上建筑工程机械制造企业2011年共吸纳人员超过10万人,受产业结构调整影响,近年全市该行业从业人员逐年减少,到2016年不足5万人;以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长大建设集团等为主的全市资质以上建筑企业2016年带动就业近25万人,比2011年增加7万余人。此外,如郑州的富士康一家企业带动当地就业近30万人。从上述正反两面可以看出,一个龙头企业或优势产业发展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就业和人口总量规模。因此,在做大做强、助推现有大中型企业集团化发展的基础上,应积极发展壮大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移动互联网等基础好、潜力大、带动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进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从而给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提供充裕的就业支撑。二是发展园区经济,提高人口吸纳能力。当代经济背景下,园区已成为各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承载平台。从长沙发展情况看,以长沙高新区和长沙经开区为主的5个国家级园区、以宁乡高新区和隆平高科技园为主的8个省级园区是全市工业发展的重心,园区规模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六成。因此,各园区应结合自身产业发展特色,充分利用国家、省、市三级对园区发展的扶持政策,在不断创新管理体制、强化服务职能、优化空间布局的基础上,通过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助力打造产业全链条格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等方式提升园区综合实力,进而提高人口吸纳能力。三是借助独特优势,发挥新区引领作用。作为全国第12个、中部地区首个且占长沙市常住人口近18%的国家级新区,湘江新区的设立不仅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将通过“三区一高地”的战略定位带动全市人口增长。因此,湘江新区应充分利用国家级新区优势,增强企业服务意识,强化落实新区政策,提升新区创新创业氛围,大力推进高端制造研发转化基地和创新创业产业集聚区建设,通过打造一流基地模式带动就业,积极发挥引领作用。

  (二)深入实施“加强教育培训带动人口增长”战略

  一是加大职业教育力度。近年来全市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不断下降,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为进一步提高现有劳动年龄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全市50所中等职业学校和24所技工学校应加大与相关行业企业的沟通联系,注重培养与企业发展所需的各类技能人才,进一步确保职业学校学生“毕业到就业”的无缝衔接。二是注重农村转移人口技能培训。随着全市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及农村个体农业生产“赚钱”效应不断降低,农村人口进城务工日益频繁,但中年农村人口相对而言缺乏一技之长。因此,为进一步留住本地农村人口,鼓励本地人口回乡创业就业,在解决好农村转移人口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同时,全市各级政府部门应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探索建立农民培训专项经费,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体系,授权或委托一些行业组织、培训机构或职业学校承担对农村转移人口的职业教育、就业指导和咨询服务等。三是不断提高义务教育教学质量。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受“教育从娃娃抓起”、“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思想的影响,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因此,为进一步提高长沙本地中小学生整体素质,同时也为吸引外地适龄人口来长就读义务教育,进而通过“小孩读书带动家长搬迁”的方式来增加全市人口和劳动力规模,全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及中小学校应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学校软硬件设施条件,建立健全学校与学生、家长之间良好沟通机制等。

  (三)深入实施“提高居民幸福感带动人口增长”战略

  一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涉及到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内容,它是确保一个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为增强星城吸引力,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除进一步做好失业人员再就业、自主创业、毕业生就业等工作外,还应重点推进城乡私营企业落实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及带薪休假等制度。二是营造良好居住环境。在市容市貌建设方面,除进一步加大环保、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力度外,还应在文化体育休闲等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加大建设力度,如对社区居民活动的小公园或小广场、各类公园等公共区域可以多打造一些休闲座椅、健身设施或简易图书馆等。三是控制房价过度上涨。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商品房价格的高低已成为就业人员,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对区域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在积极落实《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和《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的同时,需进一步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监督,通过严控投机炒房、整治不法中介和开发商等方式严控房地产价格过度上涨,进而提高外来人口来长的吸引力。

[供稿:长沙市统计局  邓细锋]
[审核:徐  林]
[责编:钟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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