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可持续的拉动力是消费需求。消费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动力，发展生产唯一的目的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消费需要,使他们过上美好的幸福生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努力释放有效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近年来，我市消费总量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但同时也面临着消费基础作用明显不足，消费率持续低迷，消费倾向不断下降等问题，因此，必须把扩大消费需求，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作为郴州经济发展持久可靠的内生动力，以确保经济平稳持续健康发展。

　　一、消费对促进郴州经济转型发展的基础作用有待增强

　　2013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26亿元，首次超过600亿元大关，标志着全市消费品市场规模的发展进入更高层次。消费具有庞大的基础作用，是最终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稳定、最持久的动力。然而，对于郴州而言，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基础作用不强，一直是拉动郴州经济发展的“短板”，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制约郴州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消费增长慢于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全市经济一直保持较快发展势头，经济总量迅速扩大，居民消费水平逐年递增。但总体看，郴州消费增长速度慢于经济增长速度。2003-2013年，全市GDP年均增长12.1%（按可比价计算），而消费年均增长为11.9 %（按可比价计算）。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除2008年、2009年两年外，其他年份我市消费增长均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并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二）消费率连续10年呈下降趋势。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总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按支出法计算)的比率。据统计，2003年以来，全市消费率连续10年下降。2003年消费率为61.3%，2013年为44.7%，十年来下降了16.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7个百分点。尤其是随着工业化、市场化进程再度加快，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期，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消费率长期占据半壁江山的格局在2010年被打破，降为46.1%，此后一直在50%以下运行，2013年降至44.7%，为历史最低点。

　　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年均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幅度也相当明显。2013年居民消费率为44.7%，比2003年下降了16.6个百分点。这说明随着消费率的降低，反映出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就不够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趋于减弱态势。

　　（三）消费与投资增长不协调。近年来，尽管全市消费品市场出现了良好的势头，增长速度较快，但是与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相比，消费依旧是个短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远不够高，消费不足问题已经成为制约郴州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一是消费增速与投资增速的差距明显。在项目建设带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等诸多条件下，全市投资增长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2004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4.1%，全市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6.1%，两者增速差距仅为2个百分点，2009年差距达71.7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到2013年有所缩小，但也有21.3个百分点。二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减弱。近十年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高于消费，不难看出我市经济的“投资拉动型”特征越来越突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固定资本形成与上年比的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已从2005年的 34.2%上升到2013年的53.6%，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终消费与上年比的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已从2003年的61.3%下降到2013年的44.7%。

　　（四）居民消费不足影响经济增长。湖南省统计局对湖南1978-2013年经济增长和消费支出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比投资更大。其模型结果表明，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导致GDP增长0.65个百分点，而投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导致GDP增长0.36个百分点。可见，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投资更大，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同时，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来看，消费在经济增长中都起到了主力作用，其增长速度也与GDP增速基本同步，平均消费率大多比较稳定。2008年以前，各国居民消费率呈稳中有升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都适当加大了投资力度，投资率有所上升，相应居民消费率略有下降，但总体来看仍保持比较平稳的水平。郴州居民消费率与世界、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更大， 2013年郴州比湖南平均水平低约1.2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约24.5个百分点，比美国低约37个百分点，比印度低约24.1个百分点，比巴西低约26.4个百分点。　　

　　二、消费经济滞后对郴州经济发展的影响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不强，消费有效需求不足，将影响和制约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影响表现在：

　　一是不利于减少经济波动，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而在这三大需求中，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消费对生产起着巨大的反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决定性作用。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如果最终需求疲软乏力，即使再多的投资也发挥不了作用。因此，注重扩大消费，着力提高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使生产和产品更多地进入消费领域，相应降低投资和出口比重，有利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缓解以至避免生产过剩的矛盾，减少外贸出口摩擦，避免投资需求过旺而产生的通胀危险和经济波动，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二是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收入的增长，消费水平的提高及消费结构的升级，会引起供给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拉动社会经济资源向居民所需要的行业、产品转移，引起多种资源重新配置。因此，通过扩大消费，调整消费结构，尽可能让居民想消费、能消费，而且消费需求又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对提高全市的产业技术水平，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是不利于“两型社会”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消费率长期偏低，经济增长就会过度依赖投资拉动，而投资需求是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土地、资金，当消费率长期偏低，就会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不可避免地形成重复建设、低水平建设和盲目建设的现象，直接影响企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不利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不利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四是不利于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制约了人们需求增长。2013年，按不变价计算，郴州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仅为2003年的 3倍和 5倍，而GDP、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已经达到2003年的5倍和7倍。消费率偏低直接反映出经济总量中用于消费的部分相对偏少，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利于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指数。

　　三、郴州消费经济基础性作用减弱的主要原因

　　近些年来，造成消费基础作用明显减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消费重视不够，强投资，弱消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长期以来，为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千亿投资计划”、“836计划”，启动了城市基础设施、产业投资、交通建设三大会战，把增加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途径，在资源配置、政策扶持、环境营造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帮助和引导，甚至将投资作为政府的主要考核指标，但出台的消费政策更多的是落实上面政策或“一事一策”等临时性政策，没有形成长效机制，不能持久地拉动消费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消费意愿不高，重储蓄，轻消费。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人们对未来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支出预期严重影响了即期消费水平，储蓄意愿增强，制约了居民增加当前消费的积极性，制约了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1993年，全市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为0.86左右，后逐年有所上升，到2004年高达0.9后开始连续下降，到2013年已降至0.71；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和城镇居民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1993年为0.63，1998年最高达0.91，后逐年下降，直到2012年已经连续13年下降，消费倾向仅为0.58。与此相对应的是，1993年以来，全市城镇居民人平储蓄存款余额以年均12.2 %的速度增长，而人平居民消费额仅以10.6 %的速度递增。由此可见，传统的消费观念加之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造成消费倾向下降，消费需求不足。

　　（三）消费能力不足，收入低，差距大。2013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634元，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9692元。2003－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12.3 %和 9.3%，两者扣除价格影响后均低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民低收入、低消费的状况仍十分严重，城乡居民收入比（以农村为1）2003年时为1：3.1，到2012年仍1:2.9，基本上没有缩小。目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仍略低于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

　　（四）消费环境不优，流通弱，成本高。各种消费安全事件折射出消费环境特别是社会文化环境不优，消费存在风险。消费者获得产品信息的成本较高，因信息不对称而对消费品的“真实信息不了解”所产生的恐惧心理是消费者不良预期的因素之一。同时市场无法提供出足够丰富高质的产品来满足人们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商业流通组织化程度和流通效率低下以及流通成本居高不下。2013年，全市限额以上连锁零售餐饮企业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6%，比长沙、株洲分别低13.8和9.6个百分点。

　　四、发展全市消费经济的建议与策略

　　扩大消费需求、发展消费经济必须多措并举，对症下药。

　　（一）要大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消费需求应在富民的前提下，立足于居民主体消费能力的整体提升，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做到藏富于民。根据不同收入群体的不同消费弹性，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将促进社会总体消费水平的提高，在全面提升收入水平的同时，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水平，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激发全社会的消费活力。

　　（二）要重视开拓农村市场。要引导生产企业面向农村市场，增加农民收入，一是要引导生产企业面向农村，调整产品价格，多生产农民需要的产品；引导流通企业根据农村的需要水平和消费层次，组织更多的经济实惠、价格适中的生产生活用品下乡。二是要强化农村供水、能源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农村消费环境。

　　（三）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扩大政府财政在公共产品方面的支出，变经济建设财政为公共财政。进一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全面推行落实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和城乡统一养老保险制度。只有建立起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以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增加居民的实际可以支配收入，才能解除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形成稳定的消费预期。

　　（四）要协调投资消费比例。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使投资不能脱离消费而自我循环，各类投资主体应当以市场导向为主要依据，关注政策导向，优化投资资源的配置。要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投资率，避免单纯的投资规模扩张。因此，投资与消费要遵循一定的比例关系，实现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

　　（五）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把握消费发展趋势，捕捉消费市场热点，积极培育消费新增长点从而增强消费意愿是促进消费的关键所在。区别城乡培育消费热点、重点。积极拓展教育、文化、娱乐、卫生、保健、旅游等有利于提高居民身心素质，改善居民精神面貌的消费；扩大信息产品、电信服务等信息消费市场空间，培植壮大家庭信息服务产业链，使信息消费成为新一轮居民消费的热点。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把电子商务作为实现商品销售的重要渠道和手段。

　　（六）要优化城乡消费环境。打造和谐和消费环境，需要建立和完善如下几个机制。一是建立和健全政府行政保护机制，加大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二是建立和健全各种纠纷解决机制，要尽快形成由协商、民间调解、申诉、仲裁与诉讼等组成的机制体系。三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信用机制，优化社会信用环境，以机制治理目前市场交易中的欺诈、制假售假、不守合同和不讲信用的现象，为消费者创造一个放心的消费环境。

　　（七）要引导居民理性消费。引导理性消费、科学生活，注重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是转变生产发展方式，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推手，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好消费和节约的关系。一方面要以人为本，积极更新消费理念，扩大消费需求，提升消费层次，不断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提倡勤俭节约，在生活领域实行节水、节能、节粮、节耕等，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成为建设两型社会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