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起决定作用，而人口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可以对社会经济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因此，研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对于促进区域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资料为主要依据，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衡阳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变动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并就如何促进衡阳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提出对策与建议。
一、衡阳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概论
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一方面人口变动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人口可以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广泛而重要的影响，二者必须相互适应才能实现协调发展。
（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口低速稳定增长，人口增长模式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对人口增长模式起决定作用。通常条件下，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生活条件越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越低。改革开放以来，衡阳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由相对落后跃升到全省第一方阵，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5.96亿元上升到2000年的337.68亿元，2010年进一步攀升到1420.34亿元，是1978年的89倍；地区生产总值增幅排名由2000年的第8位跃居2010年的第4位，“十一五”期间年均递增达13.8%，比“十五”平均增速加快3.6个百分点。居民生活水平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2010年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经济指标排名稳居全省前列，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排第2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排第4位，财政总收入增速较上年前移6位排至全省第1位。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遏制，总体实现由高增长向低增长转变。据“六普”资料显示，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为714.83万人，与2000年“五普”相比，十年共增加36.35万人，年均增长0.51%，与1990-2000年间（“四普”至“五普”）年均增长率持平，但比1982-1990年间（“三普”至“四普”）降低了0.8个百分点、比1964-1982年间（“二普”至“三普”）降低了1.49个百分点，人口增长率走低态势明显。从“衡阳1949-2010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趋势”（见图1）可以进一步看出，1950－1959年和1962－1975年间，衡阳出现了两次人口增长高峰，其中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最高值分别达到1963年的49.76‰和38.84‰，随后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逐步走低，虽然期间多次出现小幅波动，但总体下降趋势明显，同时死亡率呈现平稳下降态势，这表明衡阳人口再生产已实现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传统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模式的历史性转变，这与不断提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
（二）人口规模日趋扩大，经济承载力相对不足，资源压力日益加大。衡阳人口虽然已进入“现代人口再生产模式”，但因为人口基数大，每年出生人口的绝对数依然很大，此外，由于近年来衡阳经济的快速发展，外来人口大量增加，这些使得全市人口规模日趋扩大，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总量已跃居全省第1位。人口总量的持续扩大导致全市人口经济承载力相对不足。2010年全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0419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4300元，居全省第7位。根据“六普”数据计算，2010年全省经济人口密度（现有常住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0.41人/万元，衡阳经济人口密度为0.50人/万元，若以全省平均水平作为标准推算，2010年衡阳经济人口容量仅为582.32万人，比实有人口714.83万人少了132.51万人，经济人口承载力（经济人口容量与土地面积之比）为380.53人/平方公里，人口压力指数（经济人口容量与现有人口之比）达0.81。由此可见，相对全省而言，衡阳经济承载力相对不足，承载压力较大。人口总量过多也使得全市人均资源占有量不断缩减。2010年全市人口密度为467.24人/平方公里，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5倍，位居全省第3位，稠密的人口密度对土地资源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由于人口增长对土地资源的占用增加，致使衡阳人均耕地面积呈缩小之势。2010年衡阳人均耕地面积为0.79亩，较2000年的0.83亩减少了0.04亩。除农业资源外，能源资源及矿业资源人均占有量皆随人口总量增多而呈下降趋势。因此，虽然人口增速下降，总量增加放缓，但人口总量的持续扩大使得衡阳经济承载力相对处于超载状态，资源压力仍不容忽视。
二、衡阳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分析
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现从城镇化、就业结构、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等4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城镇化进程加快，但仍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是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工业的集中性和大规模生产必然引起资本、人口、劳动等要素不断向城镇集聚,从而推动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人口的增长、消费需求的扩大、城市空间的拓展和资源利用率的提升，又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条件。2010年衡阳三次产业结构由2000年的30.9:34.3:34.8调整为18.6:45.5:35.9，第一产业占比首次下降到20%以下，第二产业的主导作用明显增强，其中工业增加值占比超过40%，这表明衡阳正式迈入工业化中期，全市经济发展进入了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按照西蒙·库兹涅茨的工业化理论，第一产业占GDP的比例低于20%即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按照H·钱纳里的工业化理论，工业化率40-60%即为工业化中期阶段）。与此同时，2010年衡阳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达352.27万人，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26.85%提高到2010年的44.50%，提升幅度较大。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总体呈上升态势。分时间段来看，1978-1999年期间，工业化率多次出现波动，工业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提高1.67个百分点；2000-2010年期间，工业化发展明显加快，工业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提高1.80个百分点。这是由于随着新型工业化的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业劳动力涌向非农业部门，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化发展与工业化发展成正相关，这与世界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相符合。
从全省来看，衡阳城市化率从2000年比全省平均水平低3.05个百分点发展到2007年首次超过全省0.77个百分点，2010年进一步比全省高出1.2个百分点，在全省的位次也由2000年的第6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5位，上升幅度较快。但相对2010年全国47.5%的平均水平而言，衡阳城镇化率的步伐还需加快。
（二）就业结构伴随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但仍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三次产业生产比重逐步向第三产业集中，劳动力分布相应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将最终成为吸引劳动力的主要方向。
从产业结构看,2000年以来，全市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产业结构趋向合理，三次产业结构从2000年的30.9：34.3：34.8调整到2010年的18.6:45.5:35.9，其中第一产业占比下降了12.3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分别上升了11.2和1.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形成“二三一”格局,符合产业结构的一般演替规律。从就业结构看，2010年，全市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为46.8:19.6:33.6，与2000年的56.4:18.3:25.3相比，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虽下降了9.6个百分点，同时第二、三产业分别提高了1.3和8.3个百分点，但全市就业结构依然未发生质的转变，维持“一三二”格局。从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比较来看，2010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比产值比重高出28.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比产值比重低25.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比产值比重低2.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就业结构随伴随产业结构作出调整，但就业结构调整仍远远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这是与一般规律不相适应的。
通过利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产值比重与就业人口之比）进行动态分析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在三次产业中最低，一直在0.55以下波动，且呈下降趋势，这说明全市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农业现代化程度有待提高，而且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力度需进一步加大；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最高并逐年提高态势，从2000年的1.87逐年提升至2011年的2.32，这主要是由于全市处于工业化加速期，第二产业对资本、劳动力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同时第二产业仍有较大的就业容量；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并呈波动态势，且与第二产业的差距逐年加大，这主要是因为与工业关系密切、作为衡阳服务业主力军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另外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发展缓慢，导致其吸收就业人口能力有所降低。
由此可以看出，衡阳产业结构已经从“农业型”转向“工业型”，第一产业吸纳劳动力过多，第二、三产业吸纳劳动力不足，同时，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速度较慢。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缺乏协调性也是导致目前就业压力加大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人口素质普遍提高，但高素质人才依旧短缺。随着社会进步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存量，人口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的高低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又依赖于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来加大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因此，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互为因果。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全市6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程度的人口为42.62万人，占比为6.5%，较2000年“五普”提高了3.93个百分点；具有高中（含中专）程度的人口为92.97万人，占比为14.19%，提高了3.5个百分点；具有初中程度的人口为300.75万人，占比为45.89%，提高了6.38个百分点；具有小学程度的人口为195.43万人，占比为29.82%，下降了11.79个百分点。与2000年“五普”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专及以上程度的由2571人上升为5960人，具有高中程度的由10688人上升为13002人，具有初中程度的由39519人上升为42064人，具有小学程度的由41641人下降为27337人。在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的同时，全市粗文盲率（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率）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即由2000年的5.01%下降到2010年的3.56%，下降了1.4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十年来，衡阳人口文化素质有了显著提升，这主要得益于全市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实力大幅提升，使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文化教育事业。2010年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教育经费支出29.66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2.09%。“十一五”期间，全市教育经费支出年均递增28.86%，明显高于全市年均13.8%的经济增长率。
通常情况下，地区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人口文化素质越高经济发展越好。十年来，衡阳人口文化素质虽有显著提高，但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全市经济总量已稳居全省前列，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人口文化素质就全省而言依然偏低。从大专以上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看，衡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72个百分点，居全省第9位；从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率看，衡阳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0.32个百分点，比重按从低到高排序，衡阳居全省第8位。同时，依据衡阳市第二次全国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资源清查， 2009年全市R&D人员为6708人，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3047人，占45.4%；高层次人才（如副高职称以上）仅1013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仅21人，分别只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2.67%和0.06%。由此可见，衡阳人口文化素质总体偏低，尤其是高素质人才短缺，这对全市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改善就业结构和缓解就业压力产生较大阻碍，使得一方面全市许多高技术岗位“招工难”，导致行业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大量人员找不到就业机会，加剧了“就业难”问题。
（四）劳动力资源充足，但人口结构老龄化加速。劳动力资源是指按照法定劳动年龄划分的在一定年龄范围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劳动力资源是否丰富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按照现行规定，劳动力资源定义范围为男16—59岁、女16—54岁这一年龄区间的全部人口。从图4可以看出，衡阳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劳动力资源丰富，且近几十年来一直呈逐年增加趋势，由1982年的317.88万人攀升到2010年的439.45万人，但从1990年到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幅逐步收窄，1982年到1990年年均增加8.17万人，1990年到2000年年均仅增4.20万人，2000年到2010年降至3.34万人。此外，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自1982年一路走高后于2010年首次出现回落，由2000年的62.67%略降至2010年的61.48%，这表明全市“人口红利”峰值期已过，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
人口老龄化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而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必然变化。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的标准，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7%，即为人口老龄化。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全市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146.06万人，占总人口的20.43%，较2000年下降2.98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为505.05万人，占比为70.65%，比重上升了1.25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96.27万人，占比达13.47%，比重上升了2.80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为63.73万人，占比为8.92%，比重上升了1.74个百分点。这表明衡阳人口已跨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步伐还在加快，主要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根据有关资料，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呈渐进步伐，一般都是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再生产现代化以后才进入老龄化社会，在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相比之下，目前衡阳刚迈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人口老龄化却超前于经济发展阶段，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型”社会。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必然会对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带来影响，而且随着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社会保障会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社会保障制度将受到严峻的挑战，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形成了大量“四二一”结构家庭，家庭养老负担进一步加大。
老年人口比例逐步上升，总抚养系数却呈下降趋势。2010年衡阳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负担系数为51.28%，比2000年下降了0.44个百分点。其中，少儿负担系数为30.91%，下降4.62个百分点；老年负担系数为20.37%，上升4.18个百分点。由此看出，人口出生率低、少儿负担系数下降是总负担系数下降的主要原因。由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将在2020年前后陆续进入老年阶段，届时衡阳人口老龄化进程会突然加速而逐步达到人口老龄化的高峰，老年抚养系数还将进一步攀升。
三、促进衡阳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未来发展，要坚持将人口问题纳入社会经济发展全局考虑，在经济发展中解决人口问题，要综合运用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通过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
（一）增强经济实力，为解决人口问题奠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衡阳经济总量持续扩大，财政收入迭创新高，经济实力大幅提升，这不仅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使得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攀升，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发生了巨大变化。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发展生产力，经济实力雄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因此，当前要牢牢抓住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国家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示范区、湘南大开发重点城市等重大政策机遇，利用衡阳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大力实施“百千万”（百项重大工程、千个重大项目、万亿投资规模）重大项目带动战略，狠抓项目建设，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解决人口问题、缓解就业压力、应对人口老龄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强化人口系统管理。目前，衡阳人口虽进入低速增长阶段，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人口达3-4万，全市人口总量将持续增长，这对劳动力就业、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仍构成较大压力。因此，必须继续切实贯彻执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形成宣传教育、综合服务、政策引导、科学管理相统一的管理机制，不断提升计划生育和人口管理工作水平，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另外，面临流动人口急剧增多的情况，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效引导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的综合管理，建立健全人口调控体系和管理机制，有效控制全市人口增长，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三）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大高端人才培养力度。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实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目前衡阳劳动力素质却处于较低水平，已成为影响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的瓶颈。因此，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到提高人口质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必须在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进一步增加教育投入，培养适应产业结构变化的劳动力队伍，不断提升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推动衡阳由人口大市向人力资源强市转变。要按照终身教育的原则，构建完善的教育体系，继续优化教育结构，逐步提高普及教育层次，强化对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此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重点发展高等教育，继续扩大本专科教育规模，扩大高中级专门人才队伍，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四）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城镇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近年来，衡阳城镇化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距全国平均水平仍有差距。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就要坚持城乡统筹，使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建立起布局合理、层级清晰、功能完善的城镇体系，不断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逐步形成“双化”（工业化和城镇化）互动发展格局，使城镇体系布局与生产力布局相协调，城市新区与产业园区一体发展，工业向园区集中、园区向城镇集中；建立健全促进城乡要素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建立更为宽松的城镇户籍制度，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等体系，创新城乡管理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
（五）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好就业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和必然要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资源配置能否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因此，要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把就业放在优先的位置，注重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同时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政策、宏观调控政策与就业的协调；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中小城镇建设，扩大城乡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空间，促进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提高城乡劳动者对失业风险的承受能力，一方面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加强职业培训，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另一方面对再就业困难群体实行特殊的过渡性政策；统一投融资和税收政策，开放民间投资渠道，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鼓励创业，通过创业带动就业。
（六）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定团结大局的关键问题。因此，要加快完善以养老保险、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优抚安置和社会救助等为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扩大覆盖面，解除居民群众的后顾之忧。面临不断加快的老龄化进程，在农村，可考虑实行以土地保障为基础、以社会保障为依托的田园式养老方式，加快建立广覆盖、补贴式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城镇，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提高统筹层次，重点督促城镇私营企业职工、个体劳动者及自由止也真参加养老保险，另外，对赡养和照料老人的独生子女给予适当的税收减免，对老人给予适当的护理补贴。
[撰稿人：衡阳市统计局 李芝]
[审核：陈思]
[责编：张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