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村推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来，成批的农民涌入城市务工，并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人数急剧增多，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和社会阶层即城市农民工。数十年来，这些城市农民工对城市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至今带有农民身份，而对于生活于斯、奋斗于斯的城市依然有一种既熟悉更陌生的感觉，总有一点“距离”感，就是说，他们与城市尚有一定距离和隔膜。那么，城市农民工与“城市”的距离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他们离“城市”又到底有多远？近期湘潭市企业调查队就此在全市抽查走访了32家企事业单位和10家个体户涉及11个行业共80位城市农民工，湘潭市城市农民工总的状况令人欣慰，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和重视。

    一、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实行互惠互利，达到“双赢”

    1、城市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产物。自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来，农民对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得以充分发挥，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农民的思想观念，促使农民对生活质量有更高的追求，同时当然也给予农民向外发展的平台。先头进城务工的农民，其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又带动了更多的农民步其后尘。调查表明，农民进城务工原因主要有：因家庭收入低的占18%，为改善生活的占36%，为磨练自己的占24%，为寻找自我发展的占22%。因为这些，农民一批又一批的涌向城市，人数急剧增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数十年来，所有这些农民工不仅自己增加了收入，富裕了家庭，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和城市建设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调查情况看，61%的人在湘潭城区工作生活达10年以上，其中，又有32%的人甚至达20年以上，刚来时年仅十七、八岁，至如今已四十岁左右，湘潭给了他们经济收入，他们也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了湘潭。

    2、城市与农民工的距离日趋亲近。不可否认，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之间仍存在较大距离，但纵向来看，距离已缩减不少。从始初的“离土不离乡”、“离土离乡”及至向城市进军，农民工进城经历了几个阶段，从完全无序的“盲流”状态，到逐渐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并在社会认可度上有了较大的改善和提高。所调查的80位农民工中，通过政府部门组织的占10%，比率虽微，但已在局部扩展；政府对入城农民工的管理等工作，已体现出关注和关爱，城市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满意度大增：一是对工作条件满意的达85%。这可从以下几个调查数据作进一步说明：就工作安全措施而言，83%的人反映单位对生产采取了安全措施；就防暑降温而言，62%的人反映单位采办了防暑降温物资；就劳动强度而言，61%的人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内。二是对收入水平满意度为69%。调查数据表明，月收入500元以下的仅占13%，500元—1000元的占77%，1000元以上的占10%，可以看出，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在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之上，并且，克扣和拖欠工资报酬现象大为减少，从未有克扣报酬的占了67%，从未被拖欠工资的占63%，大部分人的工资收入有了保障。三是对生活质量满意度达73%。工资收入有保障，生活焉能不满意？四是对社会地位满意度达68%。80位农民工中，有21位成为单位的骨干，或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占总人数27%，他们即所谓的“白领”，农民身份对他们无碍；80人中，77%的人与用工单位签有劳务合同或协议，劳动权益和平等的劳动关系得以确保；80人中，有18人的子女随父母外出就读，占比为23%，而其中13人（占比为72%）并不因农民身份和地域关系而被收借读费，得到了与城市居民子女同等就读待遇，享受农村孩子无法达到的教学条件。时间和国际社会形势改变了“城市”的排外倾向，“城市”对农民工的接纳度和亲和率日渐提高，对城市农民工的社会认可度大为改观。

    二、城市农民工与“城市”的距离尚存

    至目前，政府和社会各界虽作了较大努力，并且这种努力仍在加速进行，但城市农民工与“城市”的距离仍存，其解决尚待时日。具体表现在：

    一是现存户籍制度引来种种不平等。44%的人认为户籍问题成了其有别于城市居民的首要因素，农民身份说到底仍有一些影响。数十年来，早已远离农村的一切，却摆脱不了农民身份；没有城市户口，因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人”，处于城市的边缘，成为特殊的阶层，引发出一系列的不公平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他们要求改革户籍制度。

    二是表现为工作待遇上的差别。就工作稳定性、岗位培训、住房公积金、休假和工伤等项而言，因是农民工而皆与之无缘，呼之即来，挥之则去，毫无保障可言，“廉价”二字体现得淋漓尽致。调查体现，58%的人没有岗位培训学习待遇，90%的人无住房公积金福利，96%的人无住房安置（包括临时性的），几乎100%的人无工伤处理和带病休假规定，住房自己租，工作须小心，干的是简单而粗重的工作，忍人所不能忍，干人所不愿干，谨慎小心拼命苦干，做一天工取一天酬，甚至加班也无补贴，延长工作时间是家常便饭。调查中39%的人平均工作时间达10小时以上，有时甚至达18小时，工作待遇对相当部分城市农民工而言是极其低下而缺乏。有15%的人认为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收入不是普遍合理。

    三是社会福利待遇上的差别。调查中有64%的人没有购买养老保险，78%的人没有享受医疗保险，72%的人无失业保险，65%的人没有工伤保险。诸多涉及到终身利益的待遇项目，城市居民，特别是“养尊处优”的“白领”们所享有的，而“艰难困苦”的城市农民工却无缘沾边。

    四是劳动保障上的差别。从关于用工单位“劳动安全”措施看，17%的人反映完全没有安全措施，18%的人反映劳动安全措施比较严密，10%的反映“非常严密”，而55%的人反映有一些措施，但十分的不完备；从“防暑降温”措施看，近50%的农民工没有享受用工单位“防暑降温”措施，高温作业，望之不忍，而在他们这里却习以为常了，充分显示“劳苦大众”的极大限度的适应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并且他们大部分极易满足和安分守已，调查中问及对政府有什么要求，有人说：“我还有什么要求，还有更困难的人又怎么办。”

    五是就业环境得不到改善，“城市”对他们仍不十分融合。择业就业那是一句空话，对入城农民工而言，要想在城里工作，就别谈有多大选择的余地，因之而又牵出一系列的不公正和不平等，调查中46%的人反映就业环境未得到改善。就业环境亦即社会大环境，因而自然地还体现在“城市”的社会服务功能于农民的享用程度上，体现在政府对劳务输出的培训、组织、介绍等服务工作上，体现在经济发展给予农民工多大的平台等方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调查中了解，农民进城务工的途径多为亲友带来，而政府组织的仅为10%；69%的人生病不选择进正规医院，认为费用太高的占69%，认为服务态度不好的占6%；务工农民中65%的人无技术证书，49%的人未参加任何就业培训；子女随父母入城就读且被收借读费的，普遍反映学费高，负担重；73%的人反映城市开销大，并成为他们外出务工的最大障碍和困难，37%的人要求政府降低各种收费，42%的人希望政府及有关部门帮助维护合法权益，51%的人要求享受与城里人同等的医保和住房待遇，41%的人希望政府部门提供劳动技能培训。他们寄希望于政府，寄希望于党，意欲借此拥有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

    三、城市农民工走向“城市”的主动程度

    调查反映，95%的农民工选填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度为“适应”乃至“很适应”，事实上，这种适应度只是农民工单方的感觉。如果对以下几个方面不加以注意和采取措施，城市农民工绝大部分是不适应并将越来越不适应城市生活的，他们只是埋怨“城市”对他们的疏远——当然，这是重要的因素所在——而将自己的责任和问题抹杀得一干二净。在政府努力、社会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他们自身也不是积极地创造条件，强化自身素质，主动走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主人翁；而是叫苦喊屈，怨天尤人，牢骚满腹。
具体来说，城市农民工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自省：

    一是忽视了自身综合素质修养，学习文化气氛不浓。调查对象中，25岁以下的占了37%， 25岁—35岁的占31%， 35岁—45岁的占26%， 45岁以上的仅6%。从年龄层次看，中青年居多；从其文化程度整体状况看，文盲仅占1%，小学文化的占9%，初中占41%，高中占35%，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14%，绝大部分有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水平于形势需要而言，不十分适应，必须学习提高，且有学习提高的基础；但从调查情况看，他们对文化知识学习意识淡薄，不注重自身素质的修养提高，能经常看书读报的仅占39%，而其他61%的人却不看书读报，更谈不上学习经典之作；除了卖苦力，挣收入，没有别的追求，谈不上长远打算。

    二是专业学习兴趣不大，不注重个人技能的培养。他们自身也知道，外出最大的障碍和困难除了城市开销大，再就是缺乏专业技术，其认同度达62%；但问及参加培训事宜，则要求苛刻，28%的人不想且说没必要参加，15%的怕学不好，41%的人认为政府免费培训且能为找到工作则参加，意即只免费而不为找工作则不参加，甚至有16%的人认为无可无不可，根本未加考虑，填为“不知道”，此状自相矛盾，且与社会发展需要将无法适应。
综上两点，是有自远离“城市”的迹象。新的城市、发展中的城市要求市民自身素质和工作技能有相应的水准，似此传统守旧、不注重文明素质的提升、不注重自身形象的表现，焉能成为“城市”的主人？

    三是业余生活极端贫乏，与城市丰富多彩的生活极不和谐。这有“休闲方式”调查数据加以说明，80位农民工休闲方式为：看电视的占81%，睡觉的占69%，看书报的占39%，闲聊闲逛的占15%，棋牌活动的占13%，此外更无其他休闲项目，年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几乎为零，惜财保守，消费观念单一而守旧的农民本色在此又一次体现。是城市排斥他们，还是他们不积极投入城市生活？原因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四是法制意识不强，处事视野狭窄陈旧。对于“处理权益纠纷方式”选项，农村家族观念和宗族意识影响极深，顽固存在，有46%的人选择“找亲友帮忙”，72%的找用人单位协商，14%的人则“自己忍了”，甚至有44%的人竟不知其可也！可见，多学习、多看书、扩视野、长见识十分必要，形势所迫。尤其是那选择在城市发展、定居的55%的人，否则，是自别于城市人，自为城市所不相融，那又怎么定居城市并成为城市居民之一呢？

    四、努力缩短城市与农民工的距离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民工问题逐渐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与重视，为之进行调查探索，进行讨论研究，进行防范解决，国家先后出台有处理拖欠民工工资、处理安排进城农民工子女就学、维护民工合法权益等政策规定，一些社会有识之士也围绕农民工利益问题开展了各种工作，如民工法律援助、民工热线等等。尤为可喜的、且值得高度重视的是，国务院近来专门形成《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意见涵盖了农民工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和服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土地承包权益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宛如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吹暖农民工饱经辛楚的心房。《意见》出台，贵在执行，建议如下：

    一是必须对农民工问题高度重视，认识充分到位。城市农民工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他们对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作用重大，必不可少；同时，他们人数众多，据统计全国有近2亿农民工，湘潭外出务工的农民也早在2004年就超过30万人，这群为数众多，遍布各地的群体，对其妥善安置是至关紧要的，事关社会稳定和秩序正常；此外，有效输出和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对社会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不仅对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别，而且对全国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必须重视，并正确对待和处理。

    二是必须落实《意见》，健全各项具体操作细则和制度。要以政府行为使农村劳务的输出、城市农民工的生产和生活走上正轨，改变过去的无序状态，促使社会各个机体的正常、健康运转，做到井然有序，有法可依，一切依法照则进行，要有组织、有培训、有管理，无障碍。
各用工单位要坚持以人为本，严格执行《意见》，给予农民工应有的权益和地位，给予应有的保障和关爱，为和谐社会计必须如此。

    三是要对农民工实行“两个提高”。其一要提高其工作和生活待遇，使其享有平等、公正、合理的社会地位，另一就是要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包括自身综合素质和技能素质，使其真正达到新时代新一代农民工的道德素质水准和业务素质水平。如此，则农民工的问题何能不解决；农民工的城市主人翁地位何能不达到！

[湘潭市统计局 顏平贵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