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委十届七次全体（扩大）会提出并确立了促进“三量齐升”的总要求，即促进经济总量、发展质量、人均均量同步提升。强力推进“三量齐升”，是长沙践行“六个走在前列”、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紧迫任务。本文就2000年以来长沙“三量”指标情况进行分析，同时通过与部分省会城市对比，分析长沙当前“三量”指标的优势与不足，并就长沙如何实现“三量齐升”提出相关建议。
一、长沙“三量”指标变化情况
（一）总量指标。经济总量是指在当前社会生产力情况下，经济整体运行状况的经济变量。本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等指标来反映长沙经济总量发展变化情况。新世纪以来，长沙总量指标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
1、总量快速提升，带动了长沙经济跨越发展。2012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过6000亿元、辖区财政收入过10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过4000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00亿，总量指标均衡快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发展的“长沙模式”。
GDP不断迈上新台阶。新世纪以来，长沙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跨入城市竞争力全国十强、全球十快，实现了省内率先、中部领先、全国争先的目标。2000-2012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14.3%，在全国省会城市提升的速度最快。
财政收入高位增长。2011年长沙辖区内财政总收入突破千亿，达1101.4亿元，辖内财政收入连续10年在高位上攀升，年均新增一个百亿量级，年均增速为29.9%。2012年长沙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达到490.7亿元，是2000年的14.2倍，2000-2012年均增长25.9%。
投资持续快速提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连上新台阶，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2012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达4011.96亿元，是2000年的19.8倍，年均增长30.0%，累计完成投资2万亿元。
消费需求稳步释放。近年来竞争力和辐射力不断增强，2011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迈入“2000亿俱乐部”，2012年达2454.71亿元，是2000年的7倍，年均增长16.7%。
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全市进出口贸易总额由2000年的16.64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86.93亿美元，年均增长14.9%。其中，出口总额由2000年的10.51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51.74亿美元，年均增长14.2%。
2、总量拉动明显，发挥了全省龙头带动作用。作为省会城市的长沙对全省发展的带动、引领作用十分明显，是全省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2012年，长沙以占全省1/10的人口和1/18的土地面积产生了全省28.9%的GDP总量、27.5%的固定资产投资、31.3%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6%的进出口总额，相比2000年，长沙除进出口占比下降外，地区生产总值、投资、消费占比分别上升了11.2、8.7和8.6个百分点，十二年来对全省增长贡献率分别为31.1%、28.2%和34.5%，进出口贡献率为36.2%。
3、排位不断前移，实现了全国争先发展目标。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长沙实现了“快人一步”的发展，多项总量指标进入全国省会城市前十强。2000-2012年，除进出口总额由第9位下降至第16位外，其他指标均实现了争先进位，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由第14位上升到第7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由第15为上升至第6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第14位上升至第7位，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由第14位上升至第8位。
（二）人均均量
均量指标是一种平均指标，是指每人平均所占有物质或价值的数量，它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指标。本文选取人均GDP、人均财政收支、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进出口总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等指标进行比较分析。
1、人均经济总量不断壮大。2012年，长沙人均GDP（现价）达89903元，是2000年的7.7倍，2000-2012年年均增长18.5%。按2012年汇率计算达14142万美元，步入人均GDP超万美元的阶段，长沙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何把握这一阶段经济运行规律和特点至关重要。
2、人均需求水平显著提升。2012年，全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56138元，2000-2012年年均增长25.8%，连续6年增加额在4000元以上。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348元，2000-2012年年均增长17.5%，连续4年增加额在3000元左右。人均进出口额和人均出口额分别为1215美元和724美元，2000-2012年年均分别增长13.4%和12.8%。
3、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进入新世纪以来，长沙城乡居民收入始终保持中部省会城市首位。2012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288元，比2000年增加22302元，年均增长12.0%；农民人均纯收入15763元，比2000年增加12758元，年均增长14.0%，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年均增速2.0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特别是2004年以来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4、人均财政收支稳健增加。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民生保障和福利水平，新世纪以来长沙人均财政收支均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2012年，长沙人均财政总收入达11146元，2000-2012年年均增长24.3%；人均财政支出达8628元，2000-2012年年均增长23.7%。
总体来看，长沙人均GDP、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人均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总量和增速均居全国前列，人均财政收支增速较快但绝对量较小，人均进出口总额增速较慢。
（三）质量指标
发展质量包括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成果分配、经济效益和资源消耗等方面，根据可行性和代表性原则，分别选择以下11个指标反映发展质量。
1、产出增长率高于投入增长率。近年来，长沙的产出增长率高于投入增长率，表明长沙经济增长质量处于大幅提升阶段。2006-2012年期间，长沙总体产出增长率高于主要要素的投入增长率，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8%，而从业人员年均增长1.9%，能源消耗量年均增长5.4%，资金投入量（本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的可比价代表）年均增长5.2%，表明除劳动力、资金、能源之外的科技和管理等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大，经济增长质量得到改善。
2、经济波动系数处于合理区间。经济波动系数主要指经济增长率的变化，经济波动系数=（本年GDP增速-上年GDP增速）/上年GDP增速。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波动性难以避免，但过分剧烈的经济波动又降低了经济增长总体效率。新世纪以来长沙经济连续12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年均增速达14.3%；年均经济增长波动系数为0.06（判断经济波动剧烈程度的基本界限波动系数<±0.5），波动水平远低于基本界限，经济波动系数维持在较合理的幅度之间。
3、产业结构演进过程艰难曲折。从新世纪以来产业发展轨迹看，2000年长沙产业结构为“三二一”结构，被称为早熟型产业结构，因工业快速发展，2008年第二产业反超第三产业，回归“二三一”产业结构。三次产业比重由2000年的10.3：38.9：50.8调整为2012年的4.3:56.1:39.6，十二年间第一、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下降6.0和11.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17.2个百分点。目前，长沙经济总量有一半以上是由第二产业创造，第三产业占比为39.6%。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表明，长沙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快速增长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服务业有待加快发展。
4、增加值率呈波动性下降趋势。产业增加值率是指一定时期实现的增加值与总产出的比值，是反映生产附加值水平的指标。2000年以来全市增加值率呈现波动性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44.9%降至2012年的41.2%，下降3.7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率上升1.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率上升1.4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率上升3.4个百分点、建筑业增加值率下降6.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下降1.6个百分点。全市GDP增速低于总产出增速。2000-2012年，全市现价总产出增长9.8倍，年均增长20.9%；而现价GDP增长8.9倍，年均增长20.0%，比总产出低0.9个百分点，反映出经济增长过程的中间消耗增加，经济增长的成本有所提高。
5、通货膨胀处于较低水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2006-2012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始终处在较低水平，期间全市经济年均增长14.8%，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2.3%，虽然个别年份有一定波动，但是整体处在可控范围，市场表现为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经济呈现为“高增长、低通胀”特征。
6、收入分配呈现“三降一升”格局。2012年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个人劳动报酬占43.5%，生产税净额占12.6%，营业盈余占32.9%，固定资产折旧占10.9%，与2000年相比，呈现出“三降一升”格局，其中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投资折旧占比分别下降13.1、0.7和1.9个百分点，营业盈余占比上升15.7个百分点。整体来看，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凸显，盈利能力不断增强，但劳动者报酬占比相对偏低且呈现出下降态势。
7、城乡居民收入比逐年下降。城乡居民收入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状况，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城乡收入比在1.5左右，发展中国家在2.0左右，该倍数为基本平衡的程度，超过3倍以上，则收入差距过大，结构失衡。2000-2012年，长沙城乡居民收入比控制在2.7以下，处于基本平衡水平，并且2000年以来该比值呈现逐步下降态势，2012年达到近年来最低值1.9，表明城乡发展协调程度稳步向好。
8、财政收入质量总体向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又称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运行质量和经济结构优劣的重要参数。新世纪以来，长沙公共财政预算收入随着经济增长大幅度提高，但一定波动，该值2000年仅为5.5%，然后一路上升至2007年达到近年来最高值8.0%，2008年、2009年出现回落，近三年来持续上升，2012年达7.7%，财政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表明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向好。但受国家政策以及自身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占GDP比重相对较低，质量有待进一步优化。
9、能源利用效率逐年提高。能源消耗弹性系数是指能源消耗增长速度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比值，主要用来反映能源消耗的经济效果。长沙能源消耗系数变化整体呈下降趋势，从2006年的0.70下降到2012年的0.45，但并不稳定，分阶段来看呈现周期性特征：2006-2008年逐步下降，由0.7下降到0.5；2008-2010年逐步上升，由0.5上升到0.81，为近年来最高值，2010年以后呈现出逐步回落态势，2012年达到近年来最低值0.45。亿元GDP能耗由2005的1.03万吨标煤降至2012年的0.601万吨标煤，年平均下降8.0%，其中近三年年均下降8.9%，表明长沙节能降耗成效明显，能源利用效果逐年提高。
10、科技投入力度不断增强。基础研究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根基，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与发展投入（R&D）是衡量技术与知识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2000年以来，长沙对基础研究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基础研究发展明显加快。经费投入强度呈逐年上升趋势，R&D经费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0.43%提高到2012年的2.1%，提高1.67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13个百分点，但与先进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11、对外开放度处于较低水平。外贸依存度和外商直接投资是反映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长沙进出口总额绝对量相对较小，2012年长沙进出口总额居全国省会城市第16位，为广州的7.2%，同时进出口率整体呈现下滑态势，由2000年的16.7%下降到2012年的7.2%。外商直接投资在低水平上稳步上升，2000年外商投资占GDP比重不到1%，之后有一定发展，2012年占比为2.9%，但依然处于较低水平。
依据相关测算结果看，评价发展质量的11项指标中均保持较好发展态势，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明显增强。同时，长沙经济增长质量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须加以研究和及时解决。
二、实现“三量齐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通过长沙“三量”指标分析来看，长沙总量指标虽然快速增长但还存在“短腿”，人均均量相对领先但运行质量相对较低，离”三量齐升”尚有一定差距。
一是经济总量有待进一步扩大。当前长沙经济增速出现回落，总量扩张难度加大，在全国省会城市中面临争先进位的压力。从主要指标增速来看，近年来长沙经济增速出现一定程度回落，GDP由“十一五”时期的15.2%回落到“十二五”以来的13.7%，特别是“十二五”以来回落态势加剧，由2010年的15.5%下降到2011年的14.5%，再到2012年的13.0%，2013年上半年增长11.6%。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增速分阶段来看均呈现出持续回落态势。从总量指标排位来看，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居全国省会城市第7位，与排名居前的城市尚有一定差距，虽然差距在不断缩小，但位次三年未发生变化，2012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与广州的差距较大，与成都、武汉、杭州等的差距都在1400亿元以上，短期内难以超越，要实现挺进全国省会城市前五强的发展目标，须在经济总量上赶超沈阳和南京，但从对比情况来看，长沙经济总量指标与沈阳和南京还存在一定差距，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等指标均落后于沈阳和南京，特别是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和进出口总额差距相对较大。要实现“三量齐升”，完成省委、市委提出的“六个走在前列”发展目标，就必须进一步保增长、扩总量，力争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迈上新台阶。
二是经济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从产业结构来看，长沙当前仍然是典型的“二三一”产业结构，一产业中种植业比重过大，二产业核心竞争力有待提升，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国际来看，第三产业是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的关键要素，目前国际大都市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美国第三产业占比达80%左右，日本第三产业达70%以上，我国省会城市中有16个城市三次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序列，其中广州“三二一”格局十分明显。推动产业结构从“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是长沙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从需求结构来看，投资贡献率偏高，消费贡献率不断下降，外需规模相对较小。从2000年以来发展看，投资和消费是推动长沙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且投资需求逐步取代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快速发展首要驱动力，消费率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态势，净流出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从主要发达国家来看，消费率一直呈上升趋势，投资率一直保持较低比率，并呈不断下降趋势。从国内情况来看，无论是全国、全省还是长沙均呈现出消费率下降、投资率上升的态势，相比之下长沙消费率下降幅度更大，而投资率上升幅度也更大。长沙要改变目前这种需求局面必须进一步扩大消费和外需，实现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格局。
三是发展方式有待进一步转变。目前长沙资源消耗增长方式仍占较大比重，技术密集型的内涵式增长方式有待加强。能源利用效率有待提高。2012年工业37个行业中，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比上年上升的有28个行业，六大高耗能行业占全市综合能源消费量的比重达60%，其产值仅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40%，工业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未发生根本性转变。投资产出效益相对较低。2000-2012年，长沙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波动较大，其中最大值0.55（2005年）与最小值0.18（2009年）之间，差值为0.37；2000-2012年平均效益系数为0.33，即平均每百元固定资产投资直接可新增33元GDP。“十一五”时期投资效益系数平均为0.29，比“十五”时期下降0.08，比全省水平低0.03。这说明，长沙投资增长从整体上看仍然粗放，投入产出比率有待提高。科技投入有待进一步提高。2012年，长沙R&D经费占GDP的比重为2.1%，仅比全国平均水平（1.97%）高0.13个百分点，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评价体系中2.5%的目标值有一定差距。从高新技术增加值来看，2012年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1217.6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6.0%，分别比合肥、郑州、武汉低5.5、5.1和1.5个百分点。财政收入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2012年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7.7%，低于全国省会城市平均水平（9.5%）1.8个百分点，居中部省会城市末位，同时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收入结构不优，目前长沙税收收入占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为70%左右，税收收入对少数企业或行业的依赖性较高，烟草制品、工程机械、房地产等行业所占份额较大，由于缺乏大企业、大集团，财政对房地产业依赖性过强，税收收入质量有待进一步优化。
四是城市规模有待进一步扩张。城市面积和人口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城市“三量”指标规模，与省会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城市相比，长沙常住人口和市区面积还有一定差距。常住人口方面，2012年长沙常住人口714.66万，人口规模不大，经济总量排名在长沙之前的城市人口都超过了800万人，其中成都超过1400万人，广州超过1200万人，武汉超过1000万人；从人口首位度看，长沙的首位度不高，2012年沈阳人口首位度为18.7%，成都为17.5%，武汉为17.4%，杭州为16.0%，广州为12.1%，长沙为10.8%，仅高于南京0.5个百分点。城市面积方面，2012年长沙市区面积1910平方公里，为南京的40%、沈阳的55%，经济总量排名在长沙之前的城市市区面积均超过3000平方公里，长沙市区面积偏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济规模。
三、促进长沙“三量齐升”的路径选择
基于以上对“三量”指标的判断和分析，长沙只有抢抓机遇，积极应对，在现有经济发展基础上，更加注重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深入挖掘经济增长潜力，才能够在新一轮发展中实现争先进位，实现“三量齐升”，走在全国省会城市前列，实现全市人民的小康梦、两型梦、幸福梦。
（一） 实现“三量齐升”必须注重发展质量提升
从经济发展规律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总量小的初级阶段，追求的是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进行财富、资本和技术的积累显得很重要，但是上述积累过程随着经济规模效益递减和边际产出持续下降，追求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的目标逐步转向追求结构、效益和增长质量。当前全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逐步进入次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增长的传统支撑点已经开始步入其边际递减或总量衰退的变异阶段，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将转向消费率提升、城市化加速、服务业发展等方面，需要加快调结构、转方式，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从“三量”指标关系看，核心指标是质量指标，如果没有良好的运行质量，再大的总量也是“纸老虎”，再多的均量也难以真正让群众满意。发展质量是促进总量和均量指标持续较快提升的最强大、最持久的动力。从长沙的实际发展看，均量指标较好，总量指标总体较好但仍需拉长短板，发展质量亟需提升，必须坚持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统筹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安全发展，打造经济发展的升级版。
（二）实现”三量齐升”必须加快结构调整与优化
目前长沙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这正是经济发展由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以及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时期，长沙应该抓住这一机遇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一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不仅能优化产业结构，同时也将促进财政收入质量的提升。应加快发展与现代制造业密切相关的金融保险、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房地产、生活服务等行业，加快发展总部经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二是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长沙应加快发展抢占制高点，在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工业未来发展方向的新领域加快发展和培植，进一步加快传统优势产业向高端化、两型化方向发展。三是加快调整优化投资结构。投资结构决定未来经济结构，坚持把扩大投资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产业升级相结合，与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相结合，与完善基础设施、增强综合承载和支撑能力相结合，通过投资结构优化促进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优化；积极引导和激发民间投资，进一步开放民间投资领域。四是注重培育税收贡献大的企业。长沙税收质量与全国省会城市相比有较大差距。要在开拓和挖掘传统产业税源的基础上，加大注重招商引资的质量，培育一批大企业、大集团，早日形成多元化的税源结构，逐步实现财政收入总量排位前移的目标，进一步提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三）实现”三量齐升”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必须立足长沙市情，补足短板，坚持创新和环境保护，以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一是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和科技创新。当前长沙科研投入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要把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园区建设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结合起来，形成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为补充的R&D投入体系，加快形成科技投入产学研一体化步伐，加大对科技创新支持力度。二是推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环境发展关系到城市未来，充分利用长沙作为长株潭国家级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优势，在建设两型城市方面走在全国前列，通过强化能源、土地等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控制高能耗行业过快增长，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对节能环保宣传，走两型发展之路。三是着力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长沙与先进城市在开放水平上有一定差距，但差距即是潜力，要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层次，充分发挥进出口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努力打造中部开放发展新高地。在积极开拓外需市场，稳定欧美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新兴市场，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设计水平，增加产品市场竞争力。四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重点围绕全市主导产业，瞄准世界500强、国内100强、行业龙头等，开展产业集群招商，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先进制造业支撑、现代服务业发达的现代产业体系。
（四）实现”三量齐升”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从我国发达地区的经验来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改革的焦点也正集中到政府机关自身上来，如深圳市、顺德等地都率先进行了大幅度的政府机关改革。一是建立适应促进“三量齐升”考评体系。既要看GDP和增速，更要看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科技创新、资源利用、节能减排、人均收入等均量指标和质量指标，充分发挥考核评价体系的导向作用。二是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产业发展要绿色、低碳、可持续，项目选择需有潜力、可持续、高端化，必须致力于发展绿色GDP，以转型促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同时要着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通过财政杠杆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质量的提升。三是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主要作用是维护市场公平，要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行政收费，千方百计支持大企业通过上市、境外投资等扩大自身规模，采取各项政策措施扶植有潜力的中小微企业加快发展，早日上规模，优化创业环境，将长沙打造成创业富民之都。四是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重点做好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医疗、扶贫等民生工作，早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加大对市场主体的扶持力度，最大限度增加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努力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尽力满足各阶层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需求，进一步激发整个社会活力。
（五）实现”三量齐升”必须着力扩展城市规模
经济总量与人口总量、城市规模等指标存在明显正相关，长沙应加快城市扩张步伐，形成获取“发展红利”的战略新平台。一是争取形成省市合建“大长沙”格局。城市扩张不仅是加快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个新的获取“发展红利”的最佳平台，从地级市向省级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倍，在中部省会城市中，合肥最早实现区划调整，武汉最早实现撤县设区，从宏观层面看如长沙能再实行面积扩张，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平台，获取更大的“发展红利”。应争取省委、省政府支持，在城市发展、规模扩张等方面给予特殊政策，合力共建“大长沙”。二是加快城市化发展进程。长沙目前城市化率低于70%，属于相对较低城市，城市化发展具有较大潜力，进一步放宽外来人口来长落户条件，把长沙打造成为各类人才聚集的创业之都，同时提高教育、医疗、卫生、交通等公共服务水平，不断优化城市环境，创造吸引外地人来长安居乐业的环境，为长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三是调整区域结构促规模提升。从全市来看，内五区是长沙市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土地面积仅占全市的8.1%，后续发展受到土地、空间等限制，缺乏发展后劲，而望城区、长沙县、宁乡县、浏阳市等面积大，但是受财力等方面因素制约，应在市一级层面进行合理规划，建议市委、市政府着重考虑区划调整问题，通盘考虑土地资源配置，整合区域资源，为每个城区都预留好发展空间，确保区县经济协调发展。四是着力打造核心增长极。河东是长沙老城区，经济相对发达但土地面积仅占全市的20.5%，大河西作为发展新区，具有较大发展空间。从各省会城市来看，城市新区建设都成为一个城市发展引擎。从全国范围来看，天津滨海新区、成都天府新区、郑州郑东新区、兰州新区等都成为地区新的重要增长极。2008年，长沙全面启动大河西建设，应进一步理顺体制，全面整合优势资源，将大河西先导区真正行政区域化，打造“湘江新区”，加快先导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进度，使其真正成为推进长沙乃至全省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供稿：长沙市统计局邹俊平]
[审核：刘雁]
[责编：张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