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通过经济结构优化促进转型创新发展成为全球发展共识。全球正在处于经济结构重构和重组过程之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格局。我国进入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新阶段，土地、资本、劳动力等投入要素红利逐渐减弱，经济增长逐步转向创新驱动，改革作为经济增长最大红利将开启新周期，经济结构调整显得越来越迫切。长沙市委、市政府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发展大势，立足更高目标和定位，把经济结构优化和转型创新发展摆在重要战略位置。本文分析新世纪以来长沙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效、问题与机遇，提出如何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推动长沙转型创新发展的思路和相关建议，供领导参考。
一、长沙经济结构发展现状
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分配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等方面，其演进具有一定规律性。新世纪以来，长沙着力转方式、调结构、促转型，努力提高发展质量，经济结构调整迈出坚实步伐。
（一）产业结构方面，三次产业调整升级有所改善，但服务业发展水平依然较低
1、产业结构变动情况。新世纪以来，长沙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强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服务业发展，产业结构由2001年的9.7：38.7：:51.6调整到2013年的4.1:55.1:40.8，产业结构总体呈现第二产业占比提升，第一、三产业占比下降的态势，其中第一、三产业分别下降5.6和10.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提升16.4个百分点。
新世纪初期，由于工业发展相对不足，全市产业呈现出“三二一”的“早熟”结构；随着工业经济快速发展，2008年产业结构回归到“二三一”结构；“十二五”以来服务业经济快速发展，占比渐趋稳定且呈现出略有提升态势，显示经济增长的动力正逐步由工业驱动向工业、服务业双轮驱动转换。
2、产业增长速度波动情况。从2001-2013年及“十五”、“十一五”、“十二五”以来三个时期全市三次产业及GDP增长速度看，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速整体呈现下滑态势，第二产业增速在“十一五”时期达到18.0%峰值后步入下行通道。
经济增长动力有所转换。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有所减弱，但依然是最主要动力，“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第二产业增速高于同期GDP增速2.5和2.7个百分点，“十二五”以来仅高于GDP增速1.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速虽持续回落，但总体保持稳定，“十一五”和“十二五”以来第三产业增速均低于GDP 增速1.5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所提升。
3、产业结构分析结论。工业仍然是推动长沙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调整产业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关键环节。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历程看，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产业结构优化表现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目前长沙第三产业比重仍然偏低，产业结构调整任重道远。
（二）投入结构方面，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资本效率减弱
1、各要素投入变动情况。改革开放以来，各项要素投入迅速增加，为长沙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持续、强劲动力。
从资本投入来看，2013年全市投资额高达4593.39亿元，是2001年的近20倍，年均增速达24.8%。从GDP和投资增速变动趋势看，大部分年份两者呈现明显同方向变动。
从劳动力投入来看，劳动力总量总体呈现温和增长趋势。2001-2013年，全市从业人员年均增长3.2%，略低于人口自然增长4.1%的速度。从各产业从业人员情况分析，就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第一产业劳动力人数不断减少，从2001年的174.67万人减少到2013年的105.48万人，年均下降4.3%；第二、三产业劳动力较快增长，分别从2001年的78.57万人和83.96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153.88万人和197.26万人，年均增长5.8%和7.4%。
从科技研发和创新情况来看，R&D经费逐年增加，2009-2013年平均增长19.5%；R&D经费支出占GDP比提高，由2009年的2.01%提高到2013年的2.15%。
2、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析。按照索洛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残差”，所以也被称为“索洛余值”，它是近年来应用较为普遍的考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主要指标。索洛的总量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Q=（K，L，A）（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力，A代表技术发展水平），且总量生产函数满足“中性技术进步”的假定。我们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进行经济增长率计量核算的基础形式：
lnY（t）＝lnA（t）+αlnK（t）+βlnL（t）
为分析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选取2000-2013年现价GDP（Y）、资本存量（K）和劳动力年末从业人数（L）作为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该时期生产函数的估计式：
lnY=-2.4734+0.5843lnK+1.5721lnL
结果表明，复相关系数R（0.9941），检验效果显著；判定系数=0.9929，拟合优度较好。
正规化：Tk＝α/（α+β）=0.271，TL＝β/（α+β）=0.729
利用几何平均法计算GDP、资本K和劳动力L的年均增长率，然后利用求出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计算出广义技术进步（TFP）导致的经济增长率为11.3%。
根据索洛模型分析，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为第一位，为56.7%，比“十一五”末期上升8个百分点；其次是资本和劳动力，分别为33.4和9.9%，相比“十一五”末期均有所下降。表明科学技术等全要素生产率对长沙经济增长贡献最大，资本投入效果虽明显，但效率在减弱。
（三）需求结构方面，三大需求协调性明显增强，但扩大消费任务还比较艰巨
1、近年来内需的变化情况。投资周期性波较大，而消费显示出相对平稳的特点，“十五”期间投资增速较快，年均增速达34.5%，之后进入下行通道；“十一五”期间，消费增速较快，年均增速达20.1%。从“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以来的阶段性特征来看，消费与经济具有一致性，两者的变动趋势相同，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滞后性，当期投资增速提升或回落会影响下一期经济增速。
从年均速度看，2001-2013年长沙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6.6%、城镇和农村居民支出分别增长8.3%和11.9%，消费增幅均低于投资。
2、从GDP支出法数据看“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贡献。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不平衡，投资贡献率相对较高，消费贡献率相对稳定，净出口一直低水平徘徊，呈现“强投资、稳消费、低输出”的特征。2013年，长沙最终需求、资本形成以及净出口三大需求比重为31.6:61.8:6.6，相比2001年，最终需求与净出口占比分别下降19.8和6.6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占比上升26.4个百分点。
投资是全市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利用2001-2013年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对经济运行轨迹进行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95%的置信度下，接受投资是GDP增长原因的假定，不接受消费是GDP增长原因的假定，说明长沙经济增长属于投资驱动型。
3、当前需求结构变动趋势分析。近年的三大需求数据分析表明，长沙的经济增长较高程度依赖于投资，经济增长与投资的相关性明显高于消费和净流出，但未来消费贡献率有望上升。近年来，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扩大内需政策的不断出台，投资率在2011年达到近年来的最高点（62.3%）之后，近两年呈现逐步走低态势，占比下降0.5个百分点，而消费两年间提升1.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相对于投资的较大波动，消费的变化相对平稳，消费有望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稳定的内生增长动力，长沙经济增长有望由投资驱动型向投资、消费双轮驱动转变。
（四）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发展渐趋均衡，但城镇化动力有所减弱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全市城区与县域双轮驱动，城区经济总量处于省会和中部领先，雨花区经济总量连续多年居中部城区第一。县域发展步伐加快，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排名中，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分别位居第13名、第47名和第56名，均实现较大幅度提升；四区县(市)（含望城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财政总收入等指标占全市比重达43.7%、51.2%、58.5%和41.3%，相比2001年分别提高3.7、32.9、8.9和15.6个百分点，县（市）域投资力度明显加大，城乡差距不断缩小。随着西扩进程加快，区域发展日趋均衡。
2、区域产业集中度较高。城区第三产业相对发达，县域第一、二产业占比相对较高，其中农业发展形成了“三大特色农业经济圈”，主要集中在宁乡县、浏阳市、长沙县、望城区、岳麓区，占比达97.5%；工业发展形成工程机械、烟草食品、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浏阳市、长沙县、宁乡县、望城区、雨花区，占比达79.8%，同时园区工业集中度不断提高，园区规模工业增加值占全市的比重达59.0%，呈现出稳步提升态势；主城区服务业相对发达、集中度高，占比达78.2%。
3、城镇化率稳步提高。2013年长沙市城镇化率为70.6%，六个区平均城镇化率达89.1%，其中芙蓉区100%、天心区99.4%、岳麓区85.2%、开福区97.8%、雨花区99.0%、望城区52.2%；三个县（市）平均城镇化率达51.0%，其中长沙县54.4%、宁乡县47.0%、浏阳市52.2%。
从纵向比较看，长沙城镇化率较2001年提高24.4个百分点，年均提高2.0个百分点，其中“十五”期间年均提高1.8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年均提高 2.8个百分点，“十二五”以来年均提高1.0个百分点，表明新世纪以来长沙城镇化率呈现出先加速、后平稳态势，“十一五”期间城镇化率快速提升，进入“十二五”以来特别是城镇化率达70%左右，提升幅度有所减缓。
从各国发展规律看，城镇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起步阶段—城镇化率低于30%，加速阶段—城镇化率在30%-70%之间，后期阶段—城镇化率高于70%，从理论上看如果没有大的政策、措施，城镇化进入后期阶段之后发展将有所减缓。
（五）分配结构方面，政府和企业收入较快增长，但居民收入占比降低
1、经济主体初次分配情况。政府和企业分配占比提升，居民分配占比下降，其中劳动者报酬占比由2001年的57.1%下降到2013年的37.3%，下降19.8个百分点；企业盈余和生产税净额占比有所提升，2001-2013年间分别提升11.5和11.1个百分点。
从“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以来三个阶段看，生产税净额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劳动者报酬占比经历 “十一五”时期的下降后呈现出回升态势，而企业营业盈余在“十一五”达到高点后有所回落。
2、经济主体最终收入情况。从三大主体最终收入情况来看，财政收入、企业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全市财政总收入由2001年的61.80亿元增加值2013年的883.89亿元，年均增长24.8%；2001-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分别为11.9%和16.5%；规模工业利润总额由2001年的24.02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589.66亿元，年均增长30.6%。总体来看，企业和政府收入增加较快，居民收入增速相对较慢。
3、城乡居民收入情况。总体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状况，发达国家城乡收入比在1.5左右，发展中国家在2.0左右，该倍数为基本平衡的程度，超过3倍以上，则收入差距过大，结构失衡。2013年长沙市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33662元和19713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7，2000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比在2.7以下，处于基本平衡水平，并且呈现逐步下降态势，2013年达到近年来最低值1.7，表明城乡发展协调程度稳步向好。
总体来看，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长沙经济发展进入了转型创新发展的新阶段，结构调整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长沙发展“新常态”。发展速度上，从过去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更加注重增长的可持续性；发展方式上，从粗放型发展转向集约型发展，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在发展动力上，从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投入为主转向创新引领，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创新；在发展结构上，更加注重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推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目的上，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长沙经济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长沙经济结构存在“五个滞后”，影响并制约着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创新发展进程。
（一）产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产业结构发展相对滞后，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发展。一是产业结构演进相对滞后。当前长沙主要经济指标排位靠前，且已达到相对更高标准，如长沙地区生产总值居省会城市第7位，但服务业占比居省会城市第23位；人均GDP达99570元，按照汇率折算已达16000美元，处于工业化基本完成阶段水平，但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6.9%，从工业化发展规律来看还没有达到进入工业化后期50%发展要求，依然处于工业化中期水平。二是产业层次偏低。长沙作为经济较为发达城市，推动产业升级的新产业或先导产业优势仍不明显，与经济整体上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还不适应。2013年，长沙产业结构（4.1：55.1：:40.8）演进落后于全国和省会城市水平（全国为10.0：43.9 ：46.1，省会城市平均为5.0：45.0：50.0），第三产业比例偏低。工业发展的基础还不够厚实和稳固，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增长依靠少数大企业，一业独大格局依然存在；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比重偏低，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整个服务业的比重较低，新兴服务行业发展不快，市场化程度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传统行业占长沙第三产业的比重较大（2013年为33.6%），物流、金融等行业发展相对滞后；战略性新兴产业还需探索和创新。三是生产处于产业末端。主要表现为集约化生产和核心技术相对缺乏。长沙引进的大企业、大项目不多，具有行业带动和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更少，目前尚未形成完整产业链和成规模的产业集群，虽然长沙机械和食品加工等方面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但从完整产业链和大规模的产业集群方面看，生产所需的技术、装备依靠进口，还没有沿海城市的产业集群度高。如机电产品作为长沙主要出口商品（占全市出口的近一半），但机电类产品进口额占其出口额的56.7%，显示机电类产品对进口的依赖依然较高；商贸企业用于出口的购货中，企业很大一部分出口都源自于外地采购，从本市以外购货的比重达61%，反映本地企业价格竞争力不强。
（二）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经济发展一般规律表明：工业化初期，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强，主要表现在通过就业来实现人的城镇化；当工业化进入中期以后，城镇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凸现，主要体现为人的城镇化后带来的巨大需求。当前，长沙城镇化水平，特别是人的城镇化相对偏低，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一是城镇化质量相对不高。人的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最终目标。2013年，长沙常住人口722.1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09.86万人，城镇化率达70.6%；长沙户籍人口为662.8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13.26万人，初步测算全市约有160万农村户籍人口生活在城镇，占农村户籍人口一半，而武汉市户籍人口中农业人口为266万人，初步测算其有30万农村户籍人口生活在城镇。从户籍人口中非农人口占比来看，2012年长沙为37.2%，与合肥（37.2%）、郑州（39.3%）接近，但与武汉（67.5%）、成都（61.1%）、广州（90.5%）等城市差距明显，虽然其中有区划的原因，但这些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长沙人的城镇化程度不高。二是就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当前，长沙已经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但就业结构依然处于工业化初期水平。农业从业人员偏多，2013年长沙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为105.62万人，而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只有50万人左右；长沙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达23.1%，不仅远高于北京（5.2%）和上海（4.1%），且高于同类城市，如广州（8.6%）、南京（9.2%）、杭州（10.9%）、武汉（12.1%）、成都（17.7%）和沈阳（17.9%），表明农村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就业结构滞后影响工业化进程。工业对劳动力吸纳能力不足，2013年长沙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为23.1:33.7:43.2，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为4.1:55.1:40.8，非农产业的比重为95.9%，而从事非农行业人口比重为66.9%。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的研究，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就业结构中二、三产业的职工应该占到总劳动力的80%以上，长沙农业从业人员占比高于工业化发展阶段要求15个百分点左右，显示城镇化的发展没有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发展。
（三）市场主体发展滞后于经济规模扩张。长沙大型企业特别是有较大影响力的企业偏少，发展主要依靠量的扩张而非质的提升，导致市场主体对外竞争力不强。一是企业规模不大。主要体现为企业整体规模偏小，2013年长沙规模工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超2000万元）企业户数2406家，比广州、杭州、成都、南京、沈阳等城市分别少1970、3571、842、377和1662家，虽然户数比武汉多142家，但长沙规模工业企业户均产值为3.45亿元，为武汉的71.9%；大企业数量整体偏少，产值100亿元以上的企业长沙有6家，而武汉有15家，目前产值在200-700亿元之间无一家企业，企业规模出现一定断层。服务业方面，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生产初级产品企业多，生产名优特新产品企业少，龙头带动企业偏少，全市过50亿元的企业只有1家。外贸企业方面，存在着主体不够多且龙头企业不够强的状况，出口超10亿美元的企业仅1家，超1亿美元的企业仅11家，比成都少15家。2014年中国500强企业中，总部在长沙为4家，相比之下成都有5家，南京7家，武汉10家，广州12家，杭州17家。二是市场竞争力不强。进出口总量偏小，2013年长沙进出口总额为61.6亿美元，为武汉的51.6%、郑州的24.6%、成都的19.3%、南京的19.1%、杭州的13.8%和广州的9.8%。出口产品仍然以大宗商品为主，缺乏附加值高、具有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出口产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业和汽车制造占出口的比重分别为52.6%、18.8%和9.7%，对机电类产品出口依赖程度偏高，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的比重偏低（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占比达29.9%）。出口结构和比较优势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劣势，引进外资也主要集中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环节。2013年全市利用外资中，54.3%和21.9%的到位资金投入在工业和房地产两个行业，外资涉足其他行业相对较少。三是对外吸引力不高。外来净流入人口数（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的差距）是衡量一个地区对外吸引力的重要指标，长沙目前不到60万人，而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分别为 772万人、953万人、756万人和460万人，成都、武汉、杭州、南京、沈阳等同类城市分别为260万人、200万人、180万人、176万人和100万人；境外旅游者吸引力相对不强，与发达城市差距大，如2012年长沙境外旅游人数为105.19万人，为武汉、南京和成都等的2/3左右，远低于广州（792.21万人）和杭州（331.12万人）。世界500强在设立分支机构数量看，长沙比成都少127家；长沙没有总领事馆，武汉有3家，成都有9家；长沙外资金融机构不多。
（四）需求结构调整滞后于供给市场发展。投资需求是引致需求，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是经济增长核心和最根本动力，投资需求占比过大导致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部分行业领域生产相对过剩、消费增长乏力等矛盾和问题。虽然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相对下降是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共同规律，但相比之下长沙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特征相对明显，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生产规模扩大，制约着供给市场发展。一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偏弱。当前长沙经济仍处于投资驱动型阶段。2001-2013年长沙投资弹性系数（GDP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之比）波动不大，基本保持在[0.4,0.6]这个区间，平均值为0.5，即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GDP增长0.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较高。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1.6%，2012年全省和全国分别已达45.9%和49.5%，南京和成都分别为48.5%和42.5%，长沙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明显偏低。一是消费人群相对偏少，消费群体的规模很大程度上决定消费规模，长沙常住人口数量低于大城市；二是消费倾向呈现下滑，长沙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增加的消费支出和增加的可支配收入之间的比率）均呈现波动性下滑态势，2012年长沙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0.40（2013年数据口径不可比），比2001年下降0.13。二是投资驱动产业升级效果有待提升。随着投资规模快速扩大，投资效率有所下滑。2001-2013年长沙投资效果系数（地区生产总值增加额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为0.3，其中“十五”期间为0.37，“十一五”期间为0.29，“十二五”以来仅为0.22，呈现出下滑态势，“十一五”期间长沙投资效益系数比全省平均水平低0.03，反映出长沙投资增长总体上是粗放的，资金利用效率不高。服务业投资占比偏大，2013年长沙第三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65.6%）高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40.8%）24.8个百分点，而武汉第三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61.8%）高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47.7%）14.1个百分点，南京市第三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51.7%）低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54.4%）2.7个百分点，反映出全市第三产业投资质量有待提升。从近年来第三产业投资内部情况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房地产、交通运输和邮电等传统产业投资占第三产业投资的比重接近70%，其他新兴服务行业投资所占比重相对较低，这也造成当前长沙新兴服务行业规模偏小，发展缓慢的状况。且该趋势短期内没有改善，2011-2013年全市重大招商活动签约项目产业签约引进资金中，工业制造业（21.44%）、商贸流通及商务服务业（40.21%）和房地产业（18.84%）依然是当前投资的热门行业，农业现代化（0.42%）、高新技术及新材料（1.62%）、现代物流（4.76%）、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5.78%）等行业投入明显不足。
（五）要素市场滞后于经济发展要求。人口、土地、资本和科技等生产要素在长沙跨越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进入到新阶段后，要素市场发展偏慢制约着未来经济发展。一是要素约束偏紧。资金、人口和土地等是生产的重要要素，其规模直接影响到经济规模。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常住人口以及城区面积等要素供给指标看，长沙与省会城市特别是发达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常住人口方面，2013年长沙常住人口722万，人口规模不大，经济总量排名在长沙之前的城市人口都超过800万人，其中武汉超过1000万人，广州接近1300万人，成都超过1400万人；城区面积方面，2013年长沙市区面积1910平方公里，为南京的40%、沈阳的55%，经济总量排名在长沙之前的城市市区面积均超过3000平方公里；金融存贷方面，2013年长沙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10149亿元，分别为广州、杭州、成都、武汉和南京的30.0%、45.8%、42.9%、68.0%和55.1%；从可用财力来看，2013年长沙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为536.63亿元，分别为广州、杭州、成都、武汉和南京的47.0%、56.8%、59.7%、54.8%和64.6%。长沙未来大建设、大发展、大提升要素支撑，但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制约相对偏紧。二是科技投入不足。科技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R&D（科技和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是衡量科技创新强度和能力重要指标，虽然近年来长沙市R&D经费保持较快增长，但问题依然较为严重。一是发展后劲不足。近年来全市R&D经费支出增速呈现放缓态势，2011-2013年增速分别为23.1%、19.9%和14.3%，呈现逐年回落态势。二是占比依然偏低。2013年全市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15%，2010-2013年占比年均提高幅度为0.05个百分点，当前离“十二五”目标（R&D经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达2.5%）有较大差距。三是与发达城市差距较大。如“十一五”末期成都、武汉、广州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2.5%左右，“十二五”预期目标均为3.0%左右，长沙与这些城市有0.5个百分点的差距；南京、杭州等城市目前占比已达3.0%左右，长沙与之差距在1.0个百分点左右；与北京、深圳、上海等城市差距更大，2012年分别为5.95%、3.81%和3.37% 。四是重点领域投入不足。2013年全市高技术企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销售收入比重分别为1.74%和4.54%，税收收入比重分别为1.51%和2.52%，表明这两个最具潜力的产业在长沙仍然非常弱小，同时高技术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投入强度分别为5.43%和2.70%，虽高于全市2.15%的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但与高技术企业国际研发标准20%相比，差距十分明显，表明这两个产业研发投入十分不足。
三、长沙经济转型创新发展的有利条件
当前，长沙正处于发展动能有序释放、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时期，也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转型创新发展的重要关口，总体来看面临着“五大机遇”。
（一）阶段发展特点为转型升级提供空间和机遇。当前，全国进入发展新常态，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但湖南作为中部后发地区，既受国内外大环境影响，又有本身的阶段性特征，比全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2013年湖南省三次产业结构为12.7：47：40.3，与2005年全国12.1：47.4：40.5的产业结构相似；全省第二产业结构在2011年达到47.6%的历史高点后开始回落，全国在2006年达到高点后开始回落，2013年第三产业比重为46.1%，超过二产业比重2.2个百分点。总体来看，湖南经济发展比全国落后5-8年，因此经济发展在未来5年之内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可能性较大，而长沙作为湖南省会，占全省经济总量的近1/3，运行态势应与全省基本一致。
从长沙来看，增速长时期处于省会城市领先地位。如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全国及省会城市增速放缓，长沙由于经济外向度低，相对而言增速回落慢、幅度小，保持在较高水平，2009-2013年长沙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9%，增幅高于全国省会城市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长沙经济增速居省会城市第5位，增速相对较快。长沙当前经济总量大致相当于上海2003年、北京2005年、广州2007年以及杭州、成都和武汉2011年的水平，按照经济总量不同阶段发展规律看，具有保持较高增速潜能。
（二）国家战略规划支持为长沙打开发展空间。从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分看，中部地区大部分区域属于重点开发区，发展空间广阔，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以及扩大内需的重要载体，在争取国家区域发展政策、重大项目布点以及承接产业转移等方面有较大优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内陆和沿边地区开放，外向型经济作为长沙的短腿将进一步弥补，多级带动多元发展的区域格局已经形成。当前，长沙市委、市政府致力于产业倍增、收入倍加、城乡品质倍升，促进产业转型创新发展，推动长沙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前列”，在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物流和产业技术等各个方面，进行统一协调考虑，形成了竞相发展的多个增长极。随着大河西先导区更名为湘江新区，力争成为国家级新区，河西发展将明显加快，不仅有利于经济较快增长，而且将有力促进转型创新发展。
新型城镇化发展依然具有较大潜能。长沙正申报新型城镇化改革综合试点城市，推进新型城镇化将为未来发展释放巨大需求。虽然目前长沙城镇化率已达70%，步入相对成熟阶段，但与国内发达城市比较，长沙城镇化发展还有提升空间，如2013年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的城镇化率均已超过85%，未来考虑岳麓区、望城区城镇化率与其他城市的差距以及长沙县、宁乡县、浏阳市城镇化率小康目标实现等因素，长沙城镇化率可望达80%。据测算，我国城镇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来GDP增速提高0.7个百分点，服务业比重提高0.2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比重提高0.8个百分点。当前，长沙的人口规模偏小，常住人口只有722万，主城区人口370万，具有较大发展潜力，作为湖南省会，必定有大量人口涌入，同时长沙房价低于其他同类城市，城镇化过程中进入门槛较低，从而易于吸引更多人才，因此未来以人的城镇化为特点的新型城镇化潜力较大，这将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三）两型发展模式正逐步转化为加快发展的优势。长沙发展模式符合未来发展方向。作为国家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城市，长沙具有产业基础好、科教资源优、环境容量大、气候资源丰富等优势。随着近年城市框架的全面铺开、城市功能的逐步完善、城市环境的持续改善，特别是“清洁城市”、“绿色城市”、“畅通城市”、“靓丽城市”建设的全面启动，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加之国家政策的利好，具备“大建设、大发展、大提升”的基础、优势和空间。长沙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的影响力和美誉度将得到大幅提升，并形成新一轮资源要素集聚高峰，推动长沙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随着长沙市场发育的不断完善，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及东部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步伐加快，长沙所处独特区位、能源、科教、文化等资源禀赋优势将更加凸显。
长沙产业基础符合国家调控的方向。在国家严控过剩产能、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长沙重化工企业相对较少，产业结构符合当前转型发展的方向，如2013年长沙轻工业产值占比为33.0%，分别比南京、武汉、沈阳和成都高12.8、10.0、7.7和3.3个百分点，转型升级中淘汰落后产能压力相对较小，当前除工程机械等产业有所影响外，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同时，随着长沙对外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已成为上海大众、格力空调等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和终端消费品牌布点的首选；两型住宅、北斗导航、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来势较好，显示长沙特色优势正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这将为长沙产业发展注入强大的外部推动力。长沙服务业发展具有较大潜力，当前长沙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8%，而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服务业比重均超过60%，长沙正处于服务业加速发展的起始阶段，发展有望加速，且目前这一趋势较为明显，城市综合体发展迅速，数据显示2014年长沙城市综合重大项目投资达37个，正逐步迈入2000万平方米综合体规模城市体阵营。
（四）日益明显的交通区位优势将助推转型升级。长沙地处珠江三角洲由南往北和长江三角洲由东向西的两大沿海发达经济区的产业转移的交叉重叠地带，多年来一直是全国公路和铁路交通枢纽。随着长沙发展定位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首位城市，区位优势更加明显，高铁、水运、空港、公路等交通体系使得长沙把长株潭城市群、大湘南、大湘西等更多纵深区域与长江开放经济带有机结合起来，承东启西、连南通北的区位优势凸显，这将为长沙实现转型创新发展提供巨大的物流、人流和资金流。
当前交通优势为长沙带来的区位优势，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明显。公路和航空运输方面，湖南省公路运输高速公路建设在中部领先，2013年湖南高速公路货运量和旅客周转量比九省通衢的湖北还多50%左右，高速公路网络把长沙与省内各市州串联成一个大市场和经济圈，同时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是中部地区年客流量最大的国际机场。高铁方面，随着武广、沪昆、渝厦三条高铁动脉汇聚成的黄金“米”字交叉中心逐步成形，一个以长沙为中心，内联外通、高效便捷、交织对接的高速高铁干线网正加速成形，并串起地铁、城铁、港口、高速公路等，长沙将迎来大枢纽、大物流时代，由此奠定长沙在长江开放经济带综合交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水运方面，长江运力十足，其航运能力相当于40条铁路，作为长江经济带腰部位置的关键节点，长沙拥有区位和交通优势，长沙新港是全国28个内河主要港口之一，辐射全省GDP达70%以上。随着新港建设力度加大，逐步上升到省级规划层面，将给长沙带来巨大投资机遇和广阔市场空间。
（五）改革红利将为转型创新发展创造可靠条件。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发展，虽然后发国家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成本大幅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但在制度创新和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一旦与已有技术和产业能力相对应的需求迅速成长和释放，只要依托有效的体制改革和战略实施形成较强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就可以出现一个较长持续快速增长期。
改革开放带来的人口红利、成本红利、全球化红利，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动力，目前这些推动经济增长的旧有红利进一步发挥的空间越来越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将进一步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形成有利于一切生产要素活力充分释放的体制机制，改革不合时宜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简政放权，打破垄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十三五”期间，改革将为经济社会持续增长提供不竭动力，以科技、制度等为代表的创新因素将逐步在经济增长中居主导地位，有利于长沙突破要素瓶颈。同时，长沙是一座具有改革和创新精神的城市，“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必将为长沙率先改革凝聚强大正能量，为长沙经济转型创新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四、加快长沙转型创新发展的对策建议
加快长沙转型创新发展步伐，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等战略举措，积聚发展动力、增添发展后劲、创新发展路径、拓展发展优势，构筑科学发展、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机制和要素支撑条件。
（一）以提升要素质量为抓手，夯实转型创新发展的动力基础。生产要素投入的规模和素质决定经济运行中的总供给曲线，可视为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基础。面对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变革、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和以创新、技术升级为主要特征的激烈区域竞争，长沙要把提高生产要素的素质水平作为确保产出持续较快增长的主要抓手，应重点抓好三项工作：一是紧扣转型升级，优化投资结构。转型升级为新增投资带来机遇，未来长沙在高科技行业和新兴服务业、城镇化建设、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循环经济和节能环保等领域新的投资需求不断涌现。应在保证投资规模的情况下着力优化投资结构，进一步激活民间投资，盘活闲置资本和低效资本，促进有效资本投向转型升级重点领域。二是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水平。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更应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大力引进高素质人才和促进劳动力素质水平提高。三是加强自主创新，开辟创新驱动新路径。长沙应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着力解决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提升产业层次和水平的作用。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努力提高企业R&D经费支出比重，加快发展技术交易市场和技术交易中介服务机构，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进程，增加人才发展投入，重点引进高层次创新领军人才和紧缺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四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不断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加强企业上市融资的培育和引导工作，推进优质企业上市融资；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推进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学习借鉴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成功经验，推动资源资本化、资本市场化，发展综合交易和专业交易平台，积极引导产权交易机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搭建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融资公共服务平台。
（二）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筑牢转型创新发展的动力保障。需求决定经济增长能力，需求和产出的相互匹配是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动力保障。新环境下，以内需主导经济增长的动力格局逐步形成，应着力实现三个目标：一是保持投资需求的较快增长。总需求所决定的短期增长速度应以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中心上下波动。从长沙发展来看，投资仍然将是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狠抓重大项目投资，更加注重产业投资，通过重大项目引进来扩大有效投资、带动消费需求、培育新的增长点，通过投资结构优化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转型创新发展。二是促进居民消费的较快提高。当前，长沙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依然偏低，经济发展已经发展到必须更多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优化消费环境，培育多层次消费市场，努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坚持以创业带动就业，提高全民创业致富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稳定消费倾向和支出预期。三是保持政府消费的合理增长。政府消费约占长沙总消费需求的30%，相比其他城市不高。应着力扩大政府支出中用于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比重，拓展基础性研发、环保和公共基础设施等支出领域，通过政府支出杠杆带动经济转型升级。
（三）以构造现代产业体系为目标，完善转型创新发展的动力体系。进入发展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是构成转型发展的首要任务。未来长沙经济保持持续较快增长，应稳定一产、提高二产、加快三产发展，主要动力来自于工业、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应着力推进三项工作：一是要充分发挥工业第一推动力的作用，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从经济发展的规律看，第二产业的高度发展和强力支撑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础。从当前长沙工业化进程来看，工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是全市经济的“第一推动力”。做大做强机械制造、烟草食品、电子信息等支柱产业，加强产业配套和核心技术研发，同时要加大对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培育。 二是抓牢消费结构升级的机遇，促进服务业比重提高。在外需下滑的背景下，制造业产能过剩和出口受阻将促进要素投入逐步向服务业领域集中。加快培育中高端消费热点，鼓励引导住房、汽车、文化、旅游、养老和环保产品等消费，逐步实现从温饱型消费向休闲型消费转变，加快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提升长沙消费层次。三是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传统行业改造提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自主创新和品牌培育，不断壮大新兴产业规模，力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坚持信息化与工业化“两化融合”，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软件产业、物联网和云计算产业提供发展机遇。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力度，推动新能源和环保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四）以统筹协调发展为重点，拓展转型创新发展的动力空间。新格局下，长沙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有望明显提升，区域间产业转移有望为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拓展新的空间。一是合力发展新区，打造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城市新区建设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引擎，建议全面整合优势资源，合力发展湘江新区，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提高湘江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进度，真正成为推进长沙乃至全省发展、中部崛起的核心增长极，争取早日成为国家级新区。二是整合产业园区，打造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目前，长沙共有12个省级以上园区，数量上比较多，产业同质化问题较为突出，企业自主研发和创新整体实力不强。建议整合、优化、提升现有园区，实行错位发展，避免同城园区无序恶性竞争；突出园区产业配套，结合园区自身优势和特色，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提升产业集群整体优势；将园区按照“产城融合”的思路规划和建设，形成供企业发展的整体优势，力争打造1-2个具有国际化水平的专业园区。三是坚持融合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与武汉相比，长沙城区面积小于武汉，但城市面积大于武汉，显示长沙城乡一体化进程需要进一步加快。应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城市和农村功能、空间、文化、产业、生态等方面的融合，构筑城乡融合、双向进入的经济联系，形成城乡联动、互促共进的发展格局；健全联动机制，强化市区、城镇与乡村的联系，以市带县，以城带乡，促进形成城乡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五）以深化改革开放为核心，增强转型创新发展的动力引擎。改革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创新，改革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断激发出经济增长的新活力。新形势下，长沙深化改革开放应突出以下重点：一是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强化市场在转型升级中的主导作用，加大财税金融体制、价格形成机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鼓励和扩大民间投资，不断拓展民间投资领域、简化民间投资行政审批、做好民间投资用地、拓宽民间投资项目融资渠道、加强政府对民间投资的引导和支持。二是提高城市发展水平，利用好城乡“两种资源”。强化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促进城市管理的现代化、网络化、精细化转型，以城市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提高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加快建立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服务制度，释放农村劳动力供给潜力。三是引导外贸结构转型，深度拓展“两个市场”。重点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品牌创建，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推动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取得突破性发展。四是推动双向投资促进，整合利用“两种资源”。提高外资“引进来”的质量水平，根据产业导向主动选资，扩大外资的溢出效应；完善企业“走出去”促进体系，鼓励海外并购，拓展境外市场，特别是加大企业海外吸聚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支持力度。
[供稿：长沙市统计局邹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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